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 : 此诗为李白晚年的重要代表作品,写于肃宗上元二年(761)。当时,为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尚未结束,财尽力竭的李唐王朝面临十分危急的时局:继上元元年九节度败绩、东都洛阳再度陷落之后,是年李光弼因受宦官鱼朝恩的掣肘,又兵败于北邙山下。此时,史朝义叛军气焰嚣张,乘胜南进,占据申、光等十三州。这年五月,唐廷命李光弼举兵南下徐州,出镇临淮,以便阻截包围史朝义叛军。李白这年已六十一岁,自从乾元二年流赦回到江夏后,他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获赦,理当重用。他在《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中云:“今圣朝已舍季布,当征贾生。”认为自己即将“开颜洗目,一见白日”。并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恳请韦良宰向朝廷推荐自己:“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但事实上,唐廷对他“从璘东征”耿耿于怀,一直把他目为“从逆者”,早就遗忘了这位热心报国的诗人。失望的诗人于上元元年回到豫章与宗夫人团聚,在那儿目睹人民应募从军、奔赴前线的悲壮情景,他写了《豫章行》,一方面对官吏的残暴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鼓励人民应募,英勇杀敌,反映了诗人爱国爱民的热诚。他“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因唐廷的歧视而磨灭,当他听到李光弼举兵百万,南下泗州的消息时,就奋然而起,匆匆就道,东下金陵,准备北上临淮,投笔请缨,为平叛事业尽自己最后一点菲薄之力。不幸的是这位壮心不已的诗人,刚到金陵,就病倒了,他万般无奈,只好中止北上之行,就地养病。过了一段时间,诗人即告别金陵,由其族叔李阳冰接到当涂去继续养病。这首诗,就是诗人在离开金陵时写的。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先叙李太尉“东南征”之壮势,继陈诗人“请缨病还”之缘由,末述与金陵挚友饯别之情景。全诗紧扣诗题,结构严谨,层次井然,与李白的另一些跳跃性极强的诗篇完全不同。
第一部分十二句陈述时事,即诗题中的“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赵倾”,李光弼当时以天下兵马副元帅的身份,统率八道节度使的百万大军,以广袤四海的“天下”对弹丸之地的“燕赵”,以大对小,以多对少,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大有“燕赵”必倾而李唐必胜之势。三、四句更进一层,饮马而能使滔滔黄河立竭,旗帜、枪杆、刀把上装饰用的红色羽毛与天空的云霞连成红火火的一片,分外耀眼,特别明亮。用夸张的手法,极言唐军之多,声势之壮。
以下四句,是直接赞扬唐廷重臣、平叛名将李光弼的。“太尉杖旄钺,云骑绕彭城”,李太尉的前后左右,千军万马前呼后拥,如众星捧月:前面是象征权力的一对对圆刃大斧,后面是皇帝亲手赐与的、用旄牛尾装饰起来的旄节,浩浩荡荡奔赴彭城徐州,马蹄得得,战鼓咚咚,彭城四周是一片人和旗的海洋。不仅兵多势壮,而且纪律良好:“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李光弼一向以治军严明著称,一声令下,千里江淮,百万大军,无不拱手从命。
九至十二句,从另一个侧面描写了唐军的强大声势及其周密部署。函谷,在今河南省灵宝县界。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南。两地是江淮地区通往长安的必经之道。在李太尉的谋划下,函谷、武关已连营千座,连飞鸟也难于出入,当然不必担心叛军向西窜犯,因此长安也是安全的,绝不会遭到叛军的第二次蹂躏。“意在斩巨鳌,何论脍长鲸”,李光弼的战略目标,又岂止是为了保卫长安,更在于迅捷擒获叛军首领,全部歼灭他们的势力,彻底捣毁他们的老巢。
以上十二句,,似乎是诗人眼中所见,实际上是诗人的想象之词,极写唐军声势之壮,蕴含着诗人对唐军的祝愿,对李太尉的崇敬,对胜利的信心,对国家的希望。
第二部分十二句承上而来,转到诗人自己,亦即诗题中的“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唐军强大,统帅英明,但自己又如何呢? “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左车,即广武君李左车,秦末汉初人,有奇谋大智,韩信曾师事之,兵不血刃而使燕王“从风而靡”。鲁连生,即鲁仲连,高蹈不仕,曾以一书助齐攻下岁馀不下之聊城。这两个人是诗人终生敬仰的历史人物,他们平燕的业绩,又正与诗人讨平“幽燕”的愿望巧合。诗人以两人为膜拜的对象,决心步其后尘,为歼灭叛军,直捣幽燕而献计献策。“愧”,是诗人的自谦之词,“恨”,是诗人的雄心所在。诗人已近暮年,但壮心不已。“拂剑照严霜,雕戈鬘胡缨”,诗人虽然白发满头,但仍抚剑长啸,志在千里。此时诗人并无一官半职,从军也只能戴粗陋帽带的头盔,跻身于行伍之间;但诗人仍决心拿起刻有花纹的平头戟,与士卒一起杀敌立功。“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这里借用历史上吴越故事的典故,抒发诗人对唐廷在安史乱中两京失陷,玄宗、肃宗分别出奔蜀郡、灵武,几至亡国的痛切之情。一个“雪”字,可以看出诗人平叛复仇决心之坚定。李白早已不把个人的恩怨、得失放在心上,想到的只是民族的耻辱,国家的大局,尽一个臣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以报答国家、君主、父老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半道谢病还,无由东南征”,这是诗人请缨之行的纪实。长期的流放生活摧残了李白的健康,如今年已垂暮而又迫不及待的长途跋涉,终于诱发了他的老病。病倒以后,连自己的生活都要他人料理,哪里还谈得上参与军事,冲锋杀敌呢?时不我待,机不再来,诗人知道这次机会一失,自己“静胡沙”、“清中原”的宏愿是永远难酬了,因而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亚夫即周亚夫,汉景帝时名将,曾任太尉,率兵平定吴、楚等七国之乱。剧孟是为人称道的侠士,七国,周亚夫乘传车至河南,为剧孟没有被吴楚七国拉去而高兴异常,好象打了一个胜仗一样。这两句,诗人以周太尉亚夫比李太尉光弼,以剧孟自比。但剧孟得到了周亚夫的赞许、信任,而李白自己却连李光弼的面也未能见到,其内心的苦痛是不言而喻的。
“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天”,固然是自然界之天,但更是社会生活的“天”。天宝三年春,唐玄宗听信谗言,认为李白“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孟棨《本事诗》),使李白“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壮志无法实现。至德元年,李白从璘东征获罪,被肃宗拘捕入狱,流放夜郎,再次夺去了诗人“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的壮志。两次夺志,使李白蹉跎了岁月;而今好不容易有了一次机会,但又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被精竭力衰的身体夺去了最后一次平叛弭乱的凌云壮志,对此,李白在离开吴京金陵的时候,产生怨恨之情正在情理之中。这两句,不仅是一般的长吁短叹,也不是寻常的英雄洒泪,实在是诗人如泣似诉的哀鸣,愤恨交加的控诉,读来催人泪下。
第二段是本诗的重心所在。上段极写唐军声势之壮,表示胜利在握;北上请缨的诗人,其平叛立功之愿望似亦志在必得;而中道病还,不仅“一割之用”难申,且一生壮志最后被夺,推本究源,实在“天夺壮士志”一句。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才是迫害李白、埋没人才的真正魁首。
第三部分十四句,其内容即诗题中的“留别金陵崔侍御”。“金陵遇太守”四句,是李白在金陵情况的概述。李光弼出镇临淮在是年五月,李白离开金陵在深秋,他在金陵前后最多可逗留三、四个月的时间。金陵是李白经常来往的地方,那里有不少李白的挚友知交,诗人与他们相会,理应有许多情景可以描绘,但诗人只用四句二十个字加以概述。因为这首诗主要是述说李白“天夺壮士志”的苦痛与愤怒,金陵留别场面的描绘,不是这首诗的主要任务。但就这短短的四句,仍然使我们看到诗人在金陵最精采的生活剪影:朋辈欣喜过望,太守倒屣相迎,白鹭洲头,清凉山上,群公毕会,满桌罗朋辈,四座皆英杰;他们叙旧话新,谈天说地,度过了李白暮年难忘的岁月。
在这里,我们还要对诗题作一点说明。诗云“金陵遇太守”,诗题则云“金陵崔侍御”,两者互为矛盾。据《旧唐书·职官志三》,上州刺史(太守)为从三品,中州刺史为正四品上,下州刺史为正四品下。而侍御(即监察御史)仅为正八品上,殿中侍御史为从七品下,侍御史为从六品下。由此可知,侍御、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均不可能兼任太守。按唐人习俗,常以最高官阶称呼对方,诗中既称“太守”,诗题则不当以“侍御”称之,颇疑诗题中之“侍御”或为“侍郎”之误,唐代中期以侍郎出为大州刺史者颇多。另外,上元二年的金陵,已撤销州的建制,当然不会有刺史(太守)。再者,从乾元元年到上元二年,升州(即金陵)刺史亦无崔姓者,诗云“金陵遇太守”,“遇”字说明此“太守”并非金陵太守,当为他州刺史。
“初发临沧观”等四句,即是述说李白离开金陵的情景。时当暮秋,万物萧条,李白漫步登高远眺,寒风阵阵,水声潺潺,五代古都的金陵在秋月下时隐时现。朦胧的月色,滔滔的江水,引发了诗人离开金陵、启程西上的念头。临沧观、征虏亭,是当时金陵城南送别行人之所,李白的知交挚友在这里为李白饯行。诗人当时乘兴而来,今日扫兴而归,心情黯淡,感情惆怅;知交折柳,挚友话别,他们知道,这该是与李白的最后一次见面,是送别,也是诀别,一派凄惨悲凉之感,充盈于字里行间。
天地旋转不已,岁月逝去不回。天地永存,而人生有限,诗人象一只孤凤,如一只飞鸿,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向人生的终点飞去,飞去,最后终于消失在水天相接之处。溯流西上的李白,这时还在船尾佇望,直到金陵城在眼中变小、消失,他还在向朋辈挥手告别,也似乎在向人世告别。这就是这首诗最后六句留给我们的印象。这是诗人最后一次告别金陵啊!
读了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临终前仍在跳动的报国平叛之心,它是研究李白晚年思想的重要资料。过去,有人指责李白从璘是“从逆”,这首诗可以证明,李白从璘完全出于爱国热诚,是无可非议的。
李白的这首诗,风格沉郁,笔调悲凉。诗中的“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天夺壮士志,长吁别吴京”,“孤凤向西海,飞鸿辞北溟”等诗句,与“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等诗句的乐观情调、豪放风格已有很大的不同。这是诗人历尽人世沧桑之后给他诗风带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