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落黄花遍地金——苏轼与王安石 :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次荆公韵四绝》其三

南京半山园王安石塑像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
苏轼和王安石之间的交往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
两人都是才华出众,少年得志。王安石二十二岁(1042年)便中进士。初入仕途时,他的精美诗文已经传遍朝野,众人都把他看作奇才,富弼、欧阳修对他颇有好评。苏轼则自幼博览群书,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二十一岁(1057年)时,参加由礼部主持的省试,受到欧阳修的赏识,进士及第。之后,又参加制科考试,列三等,开始了他一生的仕宦生涯。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皆以诗文名世。
两人初次的交往是在嘉祐五年(1060)。苏轼授河南府昌县主簿的制词就是由王安石起草的。王安石的制词曰:“敕某: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安石对苏轼的才华是很欣赏的。苏轼对王安石更是钦佩已久,当时王安石已文名满天下,而苏轼只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两人互相推重,友谊日渐加深。
治平二年(1065)一月至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轼在京任职,与王安石有一年多时间的交往。苏轼对王安石的才学非常钦佩,对王安石不贪高位而愿为地方百姓干实事之举,以及不贪女色这两方面也非常赞赏。虽然他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有成见,但苏轼还是经常与王安石往来,多数是王安石约苏轼到家相聚。王安石待苏轼很热情,两人不是开怀畅饮,便是吟诗作对,有时苏轼还对王安石的生活习性开几句玩笑,王安石也毫不介意。
这年秋季的一天,苏轼去找王安石闲聊,到了书房才知王安石已外出办事去了。苏轼便问仆人王安石何时回来,仆人也说不准,他只好等等再说。苏轼是个生性好动的人,他品了口仆人送上的香茗就再也坐不住了,便起身在书房内转悠,观赏书房壁上挂的字画。来到书桌旁,看见书桌上有一幅墨迹未干的白绢,这一下引起了他的注意。白绢上是王安石刚写的两句诗,诗云:“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这诗句无论从意境和韵味来看都属上乘,可当苏轼将该诗反复吟诵几遍后,仔细想想觉得这诗句有瑕疵。菊花开在秋里,其性属火,敢傲秋霜,最能耐久,就是干枯,也不会落瓣,“宁肯枝头抱香死,不愿堕入污泥中”。于是取笔在白绢上续写了“金风不比西风烈,付于诗人仔细吟”。苏轼是根据他家乡菊花的特性而说的。因为眉州地区的菊花多是自然枯萎,而不是花瓣萎落地上,所以绝不会风一吹花瓣就落满地了。苏轼补诗后见王安石还未回府,也就离去了,事后也未放在心上。
王安石当日回府已是晚上,他惦记着未写完的诗,想把它补全。来到书房,一眼就看到了苏轼的续诗。起初还喜欢苏轼的书法,可是细想之后心里颇不自在,认为苏轼缺少生活常识,还口出狂言要自己“仔细吟”。王安石没有直接责备苏轼,但心里一直不快。后来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被责贬黄州,充团练副使。苏轼来黄州后,借酒浇愁,游山玩水,放歌山水间以解心中的闷气。不知不觉,春去秋来,菊花满园,饮酒赏菊,忽然间西风袭来,满园落英。黄州真有落瓣之菊!满腹经纶的苏学士恍然大悟,世界上的事物往往具有特殊性,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屈原《离骚》中就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谁谓菊花无落英?苏轼这才认识到是自己学识不够,他不得不在心里佩服王安石学识广博。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提出的这一看法,值得人们深思和警惕。王阳明指出:“人生大病,只是一个‘傲’字。”如果自恃才高,仅凭主观臆断而妄论是非,即使像苏轼这样的文坛巨星,也会因“自以为得其实”而贻笑大方。
《调谑编》记载,苏轼听说王安石《字说》写成了,开玩笑说:“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举“坡”字问王安石说:“这字什么意义?”王安石说:“‘坡’者,土之皮。”苏轼说:“然则‘滑’亦水之骨乎?”王安石默然无语。王安石转而问道:“鸠字从九鸟亦有证乎?”苏轼说:“《诗》云:‘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荆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桯史》说,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写了《字说》一书,风行天下。苏轼当时在直史馆,有一天看到《字说》,说:“王丞相深入地探索字的精微奥妙,你的研究成果我不敢涉猎,唯独担心常常有牵强附会,学的人跟着这样做,将会有很多穿凿附会。姑且以犇、麤来说,牛的身体比鹿壮,鹿的奔跑比牛快。现在堆积三字为一字,它们的意义则都相反,为什么呢?”王安石无言以对,非常窘迫。
杨湜《古今词话》说,有一次盛大文人聚会,规定以《桂枝香》词调咏怀金陵古事古迹。众多文士施展才华,寄意抒怀,总共写了三十多首词,其中以王安石的一首最为绝唱佳篇。词曰: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苏轼盛赞王安石的词思力过人,尺幅千里,境界朗肃,笔力清遒,堪称仙品。
不久,风云突变,苏轼和王安石卷入了一场政治争斗之中。由于两人政见相左,友谊出现了裂痕。
早年,欧阳修劝苏洵同王安石交游,苏洵断然拒绝,说:“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于是挥笔作《辨奸论》,文中以预言家的姿态,一口断定王安石其人“阴贼险狠”,集历史上王衍、卢杞、竖刁、易牙、开方等坏人之大成,一旦由他当政,天下将“被其祸”。
《司马文正公日录》记载,王安石刚刚主持新政时,常常引导皇上专断,皇上因此也只信任他一个人。当时苏轼任常科考试主考官,他出了一个题目,内容是:“晋武帝因为专断而平定东吴,而苻坚在伐晋的时候却因为专断而灭亡;春秋时齐桓公只信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却因为只信任子之而导致败亡。同样专断,为何有不同的结果呢?”王安石看到后,知道苏轼是在影射自己,心里很不高兴。
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在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
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本是令人起敬的,但当时社会情况错综复杂,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还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
苏轼反对王安石倡行新政,认为王安石为了改变当时积贫积弱的现状,推行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新法,是舍本求末,主张培养道德风俗才是当务之急。他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宋史·苏轼传》);“当今之患,法令虽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苏轼《策略三》)。他认为,法对于人如同五声六律对于音乐一样。五声六律可以用来制作靡靡之音,法也可以用来为害。制定法律只须规定大纲要目,由执法的人去实行。但苏轼也不主张任人不任法,他说:“任人而不任法,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则法繁而人轻。法简而人重,其弊也,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法繁而人轻,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贤不肖均。”(苏轼《私试策问·人与法并用》)他的理想是“人法并用,轻重相持”。
苏轼不赞成严刑峻罚,主张罪与刑应轻重相当。神宗(1067-1085在位)时颁行“诸仓丐取法”,规定仓吏勒索财物不满百钱就处一年徒刑,每多百钱加刑一等,满千钱流二千里,满十千钱为首者配沙门岛。苏轼上书说:“自有刑罚以来,皆称罪立法,譬之权衡,轻重相报”,而仓法的规定,等于“百姓造铢两之罪,而人主报以钧石之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十五),仓吏敢于勒索财物也是因为缺乏监督,监司不得人,所以应当选择监司,而不能独行仓法。苏轼的思想虽然本于儒家传统,反对商鞅以苛法治秦,但称道法家“用法始于贵戚”的主张,批评当时执法对州县小吏严厉,而公卿犯法下面不敢揭发,即使揭发出来,处理也很轻,往往是“过恶暴著于天下,而罚不伤其毫毛”。苏轼认为,“刑不上大夫”是指审讯方法,不是指判刑,如果“厉法禁自大臣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小吏自然就不敢犯法了。
随着变法的深入,苏轼和变法派的矛盾越来越大,他和王安石曾多次在朝堂上激烈辩论。苏轼天生个性爽直,提出意见直截了当,非常尖锐,这使他与王安石之间友谊的裂痕越来越深。王安石对苏轼很不满意,就把他赶出朝廷,让他担任开封府推官。推官是掌管刑狱的,事务很多。王安石想用繁琐的事务困住苏轼,使他不能再发表意见反对自己。可是苏轼很有办事能力,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竟然还有时间给神宗又上了两个表,全面反对新法。这可真让王安石为难了,打击苏轼吧,他又实在是一个难得的人才。王安石曾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可见他对苏轼才华的推许。况且,苏轼虽然常常使他下不来台,但王安石对苏轼不俯仰当世、大胆直谏的精神,也是十分欣赏的,他曾说:“直须诗胆付刘叉。”(《读眉山集次韵雪诗》)刘叉是唐朝人,因敢于直谏而闻名。但若不打击苏轼,自己推行变法运动,又容不得异己的存在。想来想去,王安石觉得让苏轼去做地方官,总给他事做,不让他回朝廷,影响自然就小了。
其实,苏轼和王安石虽然在政见上分歧很大,但两人的基本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使北宋王朝能够更加兴盛,巩固宋朝的统治。两人都忠君爱国,没有半点私心,只不过是施政方式不同而已。因此,后来王安石罢相后,两人的友谊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乌台诗案”是一个契机。当时御史李定等人极力要置苏轼于死地,而神宗犹豫不决,苏轼的处境非常危险。当时,在金陵赋闲的王安石知道这件事后,马上给神宗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王安石是神宗所器重的人物,虽已退隐,但他说的话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对苏轼还有救命之恩。
苏轼出狱后,对王安石很感激。
元丰七年(1084),苏轼奉诏移汝州。七八月间路过江宁的时候,专门去拜访王安石。王安石自从在熙宁九年(1076)第二次罢相后,一直居住在江宁城东门和钟山之间的宅第“半山园”中,到这时已整整八年了。此时,王安石正赋闲在家,身体多病,爱子痛丧,神宗皇帝对他已经失去了热情,新党内部的吕惠卿之流又肆行反噬,因此情绪十分感伤。在他是红极一时的宰相时,颇为清高的苏轼很少登他的门,现在苏轼的到访让他极为感动。他一听说苏轼来了,马上从病床上爬起来,匆匆忙忙地穿了一件家常衣服,亲往江边去迎接苏轼。见面一看,苏轼也没有穿官袍,只是穿了一件平常衣服而已。两人都笑了,苏轼开玩笑说:“我今天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啊!”王安石也笑着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说完两人皆哈哈大笑,毫无拘束,非常随便。
王安石的热情也让苏轼很感动,两人同游蒋山(钟山),他们有意回避了容易产生分歧和误解的时政,诗酒唱和,谈禅说佛。王安石有题为《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酴醾架盛开》的两首七绝:
其一:

午阴宽占一方苔,映水前年坐看栽。
红蕊似嫌尘染污,青条飞上别枝开。

其二:

酴醾一架最先来,夹水金沙次第栽。
浓绿扶疏云对起,醉红撩乱雪争开。

一首五绝,《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酴醾架盛开》:

故作酴醾架,金沙只漫栽。
似矜颜色好,飞度雪前开。

苏轼读后,非常欣赏,一一按其韵和作《次荆公韵四绝》:
其一:

青李扶疏禽自来,清真逸少手亲栽。
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

其二:

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
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

其四:

甲第非真有,闲花亦偶栽。
聊为清净供,却对道人开。

苏轼的第一首和诗,谈禽“自”来,因为有花和绿荫在。第二首和诗进而说“造物”乃“无物”,只要春到,花便“自”开。二诗蕴含了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最后一首五绝,表白心态、愿望和结果。读来使人深感惆怅。
两人相处甚欢,谈着谈着,不觉还是谈到了政治。苏轼问王安石:“如今大兴冤狱,弄得人心惶恐不安,老相国有何纠正之法否?”王安石见苏轼身处逆境仍不忘国之复兴,也表示赞赏,但想到当今皇帝已被吕惠卿等蒙蔽,也坦言自己如今已经无能为力了。苏轼听后,虽然感到有些失望,但想到王安石曾被吕惠卿迫害,也就有些理解了。二人在定林寺时,苏轼见年迈的王安石一直兴致勃勃地陪自己游玩,也感慨地说:“过去对荆公不甚理解,多有得罪,还请见谅!”王安石听后叹了口气,然后也坦然地对苏轼说:“子瞻无须自责,老夫已深感用人不当与求之过急了!倘若当初老夫有先见之明,也不至于有今天之局面!”平心而论,苏轼只是反对激进的变法,并不反对渐进式的改革。苏轼与王安石在游玩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些政治上的思考,但也没有再去过多地纠缠昔日的恩怨。
这次江宁聚会,苏轼和王安石在一起吟诗说佛,相互唱和,愉快地度过了几天。一日,他们和江宁知府王胜之一同游蒋山。一路上,三人谈天说地,边欣赏路边的风景,边吟诗作词。苏轼吟了一首《同王胜之游蒋山》。王安石很爱其中“峰多巧障目,江远欲浮天”两句,赞叹说:“我平生所作的诗中,没有这两句呀!”对苏轼的文才十分推崇。
又一天,王安石和苏轼在一起闲聊。谈着谈着,王安石突然说:“你也在这儿买房吧,这样我们可以朝夕相见。”苏轼听了后,很有些动心。当时他们两人,一个被贬,一个赋闲,情况虽然不太相同,但处境是一样的。于是苏轼就打算在王安石家旁边买一处田产,余生隐居于此。再说他本来就不愿去汝州赴任,如今听了王安石的劝说,就更动摇了。王安石把赋闲金陵后写的一首表达闲适心情的诗作给苏轼看:“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王安石让苏轼诵近作,苏轼当即写了《次荆公韵四绝》以为赠,其三曰: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从公已觉十年迟”一句,不是泛泛而谈。十年前正是熙宁七年(1074),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时候。苏轼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己早应像王安石那样抽身隐退了。这既表现了苏轼对王安石的倾慕之情,也表达了同这位政敌兼诗友彻底和解的诚意,体现了这位伟大诗人宽容和仁爱的情怀。它标志了两人晚年友谊的发展。他们共处三十多天,才依依不舍地分别,王安石送走了苏轼之后,对人长叹说:“不知道还要几百年,才有这样的人物!”
后来苏轼欲在江宁买田的事因种种原因没有办成,离开江宁去了常州。刚分手不久,苏轼就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说:“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王安石也在《回苏子瞻简》中说:分手以后,“俯仰逾月,岂胜感怅!”两人都是难舍难分,相互思念。苏轼同王安石这次相聚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在两人的友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给人们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
江宁聚会是两位诗人交往中最愉快的一次聚会,也是最后的一次聚会。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病逝于钟山。王安石去世后,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苏轼奉命起草了一则《王安石赠太傅》诰命: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丰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闇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在这篇制敕里,苏轼对王安石的道德和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苏轼称赞王安石说:“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突出地指出了王安石在学术上敢于破旧立新的精神。由此可以看出苏、王二人的大度、正直,他们虽然政见不同,但对事不对人,真是难能可贵!
元祐元年(1086)七月,苏轼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奉宋哲宗的命令去祭西太一(传说中的天神),见西太一宫墙壁上有王安石生前的题诗,心有所动,想到这诗虽然还在这里,可是写诗的人却已经去世,不禁感慨万千。于是提笔写了《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
其一: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
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

其二:

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
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第一首诗先写眼前之景,后写归隐之意:从此回到家乡去耕田,因曾经与王安石约定在金陵结邻而居,现在还有什么人把我送到去蜀必经之地——池南呢?第二首诗的意思是,只要酒杯中有“若下”(吴兴若下村产的名酒),不要追求死后之名,听说东晋贵族世家王、谢两家居住的地方,目下已破败不堪,意喻王安石死后家庭境况凄凉。这两首诗既表达了对故人的深沉怀念和伤悼,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向往归隐的心情。
元丰七年(1084)苏、王江宁聚会,人们看到苏轼与王安石诗酒唱和、互通书信,都认为两位大文人已经恩怨冰释,言归于和,没有心结了。请看苏轼这篇写于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二十一日(此时王安石已经去世,苏轼受召回到朝廷,被任命为权知贡举)的《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的部分文字:
近者窃闻穜上疏,言朝廷当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谨按汉律,擅议宗庙者弃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庙,重朝廷。防微杜渐,盖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来,推择元勋重望、始终全德之人,以配食列圣。盖自天子所不敢专,必命都省集议。其人非天下公议所属,不在此选。既上,诏云“恭依册告宗庙”,然后敢行。其严如此。岂有既行之后,复请疏远小臣各出私意以议所配?若置而不问,则宗庙不严而朝廷轻矣。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先帝盖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废退安石党人吕惠卿、李定之徒,至于学校贡举,亦已罢斥佛老,禁止字学。大议已定,行之数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为至当。穜复何人,敢建此议?意欲以此尝试朝廷,渐进邪说,阴唱群小。此孔子所谓“行险侥幸,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备侍从,谬于知人,至引此人以污学校。若又隐而不言,则罔上党奸,其罪愈大。谨自劾以待罪,伏望圣慈特敕有司,议臣妄举之罪。重赐责降,以儆在位。取进止。
周穜原为江宁府右司理参军,经苏轼举荐,做了郓州的州学教授。王安石死后,周穜曾上表请求将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苏轼即上此自劾札子。读此札子,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成见至晚年也未改变。
苏轼与王安石相交二十余年,他们在政治上有分歧,在变法中政见不合,有过激烈的争执,但他们都心胸坦荡、光明磊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在经受贬谪挫折之后,都能正直客观地对待对方,相互理解,保持了良好的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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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坡闻荆公《字说》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举“坡”字问荆公曰:“何义?”荆公曰:“‘坡’者土之皮。”东坡曰:“然则‘滑’亦水之骨乎?”荆公默然。荆公又问曰:“鸠字从九鸟,亦有证乎?”东坡曰:“《诗》云:‘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荆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调谑编》)
2.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赜微窅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成风,有不胜其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其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党伐之论,于是浸闓;黄冈之贬,盖不特坐诗祸也。([宋]岳珂《桯史》)
3.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会张安道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稍传于世,荆公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韩魏公至和中还朝为枢密使,时军政久弛,士卒骄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变。方阴图以计为之,会明允自蜀来,乃探公意,遽为书显载其说,且声言教公先诛斩。公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微以咎欧文忠。而富郑公当国,亦不乐之。故明允久之无成而归。累年始得召,辞不至,而为书上之,乃除试秘书省校书郎。时魏公已为相,复移书魏公,诉贫且老,不能从州县待改官,譬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种,且言天下官岂以某故冗耶?欧文忠亦为言,遂以霸州文安县主簿同姚辟编修《太常因革礼》云。([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4.苏洵《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语言,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祸,而吾将获知言之名,悲夫!
[译文]
事情有它必定要达到的地步,道理有它本该如此的规律。只有天下那些心境静穆的人,才能够从微小的迹象中预知日后显著的结果。月亮四周出现光环,预示天要刮风;柱石回潮湿润,表示天要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世间人事的变化,情理形势的因果关系,它抽象渺茫而难以理解,千变万化而不可预测,又怎么能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呢?而即使贤能的人对此也有不知道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爱好和憎恶扰乱了他心中的主见,而利害得失又左右着他的行动啊。
从前山涛见到王衍,说:“日后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汾阳王郭子仪见到卢杞,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要被杀光了!”从今天来说,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预见一些。依我看来,王衍的为人,不论是容貌还是谈吐,固然有有利于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妒忌、不贪污,追随大流。
假如晋朝不是惠帝当政,只要有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像卢杞那样的奸臣,固然足以使国家败亡,然而此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打动别人,言谈不足以影响社会,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能受到重用呢?从这一点来说,山涛和郭子仪对王衍和卢杞的预料,也或许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
现在有人嘴里吟诵着孔子和老子的话,身体力行伯夷、叔齐的清高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的读书人和郁郁不得志的人,相互勾结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自以为是颜回、孟子再世,但实际上阴险凶狠,与一般的人志趣不同。这真是把王衍、卢杞集合于一身了,他酿成的灾祸难道能够说得完吗?脸上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却不是这样,他穿着罪犯的衣服,吃猪狗般的食物,头发像囚犯,面孔像家里死了人,却大谈《诗》、《书》,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种人。这个人借助最崇高的名声,来掩盖还没有暴露的祸患,虽然有愿意治理好国家的皇帝和敬重贤才的宰相,还是会推举、任用这个人的。这样,他是天下的祸患就必定无疑了,而决非仅仅王衍、卢杞等人可比。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勋。”假如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说错了,而这个人就会发出不遇明主的慨叹,谁又能够知道灾祸会达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将获得有远见的名声,那可就太可悲了!
[解析]
苏洵的《辨奸论》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指责王安石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以颜、孟自比,而实际上“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第二,指责王安石“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浣,“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第三,认为王衍、卢杞“与物浮沉”,“不学无文”,不遇“暗鄙之主”,未必会得重用;而王安石则不同,其患未形而其名盖世,即使圣君贤相,也将“举而用之”,因此,其害远远超过王衍、卢杞。苏洵在《辨奸论》的结尾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其言不中,人们仅仅认为他的话说过头了;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会获得“知言之名”,而天下则将“被其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