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言万事转头空——苏轼与欧阳修
休言万事转头空——苏轼与欧阳修 :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
——苏轼《西江月·平山堂》
扬州平山堂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卒谥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创作实绩灿烂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不仅自己成就卓著,而且以积极培养、奖掖后进著称于世。他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极口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后生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这些后来显赫一时的著名人物,都曾得到过欧阳修的赞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中宋代五人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掖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高度概括了他的求才之渴、爱才之切、识才之准、举才之功,堪称千古伯乐。欧阳修对于曾巩、王安石、苏轼等后学的识拔和培育,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北宋继往开来、蔚为大观的散文创作新局面。宋仁宗曾感叹道:“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崭露头角,名扬天下,成就如日中天的文名,同样得益于欧阳修的提携荐举。苏洵二十七岁开始发奋为学,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皆不中。经过深思熟虑,他烧掉了为应付科举考试而写的数百篇文章,然后闭门谢客,找来《论语》、《孟子》等诸子百家的著作及韩愈、柳宗元等先贤的文章,兀然端坐,埋头苦读。经过多年研读,通晓了六经、百家之说,弄懂了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的道理,“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最后到了“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的程度,于是文章大进,下笔顷刻数千言。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四十八岁的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以文章为“敲门砖”,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希望得到这位文坛宿将的举荐。张方平说,文章方面,我人微言轻,此事非欧阳修莫属。接着写了一封推荐信,让苏氏父子去京城拜访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与张方平曾因政见不同而交怨,一向合不来,但当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并不因为他是政敌推荐的而怠慢,反而击节称道:“后来文章当如此!”他立即向宋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说:“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由于欧阳修在皇帝和士大夫间极力推誉,苏洵因此名动京师。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出任知贡举,担任这一年礼部省试的主考官。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梅尧臣批阅试卷时,发现其中一份试卷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给欧阳修审阅。欧阳修阅后,眼睛一亮,觉得这份试卷无论文采还是观点,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曾巩所写,担心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便与梅尧臣商量将其列为第二。复试时,欧阳修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非常赞赏,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列为第一。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都出自苏轼之手。金榜题名之后,按当时惯例,主考官与新中进士之间便有了师生的名份。苏轼循例向恩师呈递了《谢欧阳内翰书》,表达自己对欧阳修知遇之恩的诚挚谢意。欧阳修看了这不足五百字的短简,赞不绝口。后来,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的文才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四十六通》)看到年轻后生才情勃发,年过五十的欧阳修竟然兴奋得像孩童一般,爱才之情、让贤之心溢于言表。
欧阳修主持的嘉祐二年(1057)科考,共录取进士388人,其中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真可谓群星灿烂。之所以一次考试就能选中录取这么多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人才,欧阳修的学识、眼光和胸怀起了很大作用。
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因赏识苏轼才干,乃上《举苏轼应制科状》:“右臣伏以国家开设科目以待俊贤,又诏两省之臣,举其所知,各以闻达,所以广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虽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见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灿然,议论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欲望圣慈召付有司,试其所对,如有缪举,臣甘伏朝典。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杨畋也推举苏轼、苏辙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后来,苏轼应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苏轼的对策考被列入三等,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列入四等,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
嘉祐六年(1061),欧阳修在《试笔·苏氏四六》一文中盛赞苏轼文章,喜其出己之上:“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唯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之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这里所说的四六,实兼指散体;所说的苏氏父子,其重心则是指苏轼。《风月堂诗话》卷上云:“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公处,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
治平三年(1066),苏洵去世。苏洵患病时,欧阳修写了三封信问候。苏洵去世后,欧阳修为之作墓志铭。
熙宁二年(1069),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欧阳修经过一年多对新法实践的冷静观察,深感自己的政见与王安石相去太远,“道不同,不相为谋”,加上自己身体衰弱,患有多种疾病,于是多次上表,力请辞官退休。熙宁四年(1071)六月十一日,欧阳修终于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师,以观文殿学士致仕。他选择颍州作为养老之地。苏轼献上《贺欧阳少师致仕启》,恭祝恩师功成名就,并直言“轼受知最深,闻道有自”,再次表达了感戴之情。与此同时,苏轼因一再上书反对新法,被御史弹劾。苏轼主动放弃了权开封府推官、磨勘迁太常博士的显要官职,坚乞外补而终得守倅杭州。
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离京赴杭,途径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先去探访在那里任府学教授的苏辙,兄弟相聚七十余日。然后在苏辙陪同下,专程拜谒了致仕归颍的欧阳修。
久别重逢,大家都感到特别高兴。几年不见,刚刚六十五岁的欧阳修已是须发皆白,老眼昏花,双耳重听,步履艰难,老态龙钟。苏轼兄弟不禁感慨唏嘘。这位万世师表的老人,这一生是多么不容易!历尽了政海的波澜,遭受了无数次政敌的攻击和诬蔑。欣慰的是,他终于可以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自由自在地欢度晚年了。兄弟俩陪同这位孤寂的恩师,度过了一段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
早在北宋皇祐元年(1049)三月至次年七月,欧阳修曾自请出知颍州,此后又有短期居颍与长久思颍及退休后归颍的经历,为此他写下了大量知颍、思颍的诗词。无独有偶,苏轼在元祐六年(1091)八月至次年三月,也曾自请出知颍州,同样留下了不少知颍及日后思颍的篇章。半个世纪内,欧、苏两代宗师虽不同时,却被同一个颍州所吸引,并都用上百篇诗词歌唱颍州,神往颍州,此非巧合,实在是因为颍州有其独特的魅力。颍州(今安徽阜阳)当时处在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通往江南的要冲,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它成为文人骚客的向往之地。
欧阳修非常喜欢颍州西湖,早在皇祐初知颍时,他就写过《初至颍州西湖种瑞莲黄杨》、《西湖泛舟》、《西湖戏作》等诗寄友人或示同游者,又有《西湖念语》及《采桑子》连章组词十余首赞美西湖风采。致仕归颍后又写了《初夏西湖》等诗词。此番苏轼兄弟来访,欧阳修非常高兴。他们兴致勃勃地游览西湖,饮酒赋诗,畅谈终日。酒力使欧阳修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双目炯炯。苏轼当即写下了《陪欧阳公燕西湖》诗:
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
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
湖边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争煌煌。
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
赤松共游也不恶,谁能忍饥啖仙药。
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
城上乌栖暮霭生,银缸画烛照湖明。
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
欧阳修精神焕发,面对草木染霜、荷菊争艳的美景,难以掩饰满怀的豪情。当双方谈及新法初施的时局时,未免言辞激烈;而当换到寿夭神俗的话题时,又平添了乐往哀来的感慨。苏轼晚年回忆这次所见到的欧公形象是“我怀汝阴六一老,眉宇秀发如春峦。羽衣鹤氅古仙伯,岌岌两柱扶霜纨。至今画像作此服,凛如退之加渥丹”(《欧阳晦夫遗接

欧公蓄有石制屏风,他让苏轼、苏辙以此为题各作一首咏物诗。苏辙的《欧阳公所蓄石屏》诗,写得清淡平和,诗如其人。而苏轼的《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诗写得气势恢弘,想像奇特: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
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
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
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
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
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像略与诗人同。
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欧阳修的石屏乃庆历八年(1048)友人所赠,“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树森森然,其文黑而枝叶老劲”。欧公以为这是“古所未有”之“奇物”,又请画工在石上加工刻画怪松图案,“其树横生,一枝外出”。他写了《月石砚屏歌》寄苏子美(苏舜钦),并作《序》记述此石屏之“奇”。当年苏子美(苏舜钦)、梅圣俞(梅尧臣)都有诗唱和,欧公诗文雅趣盎然,充满哲理。二十四年后苏轼用同样题材作诗,则别具一格,另创新意。
紫石上的天然纹理犹如一幅水墨画,欧公视之如枝叶老劲而横生的月下怪松,苏轼则将之比作孤烟落日、崖崩涧绝的山景,并把它和家乡峨嵋山西雪岭确实存在的孤松串连起来,遂使石屏越发超凡脱俗了。石屏来自虢州,苏轼突发奇想,说唐代擅长画松的高手有毕宏和韦偃,恐怕这两位画家死后葬于虢山下,其“骨可朽烂”而画未已,故其“心难穷”,灵感触发了“神机妙思”,遂在石屏上展现出烟云霏微、雪岭怪松的奇妙景象。将石屏图景设计为毕、韦二人精魂所化,纯属诗人的驰骋想像,借事生波;然又不觉突兀,入情合理。画家与诗人在艺术上是相通的,于是苏轼在诗的结尾又奉劝石屏的主人欧阳修,写诗慰藉二位画师孤愤不遇的神灵。这篇杂言体的古风,充满浪漫主义情调,是形象思维的成功范例。诗人为自由抒发思想感情而改变习惯写法,突破格律拘束,以七言为主,间用九言、十一言甚至十六言的超长句式,参差不齐的杂言体制,为诗文革新作了新的尝试。这是欧公对苏轼诗才的最后一次“测试”,而苏轼也交出了足以令欧公满意的答卷,为欧、苏的颍州团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鉴于苏轼即将到杭州做通判,欧阳修遂向他举荐了自己的诗友西湖僧惠勤,使苏轼与惠勤相识进而相知。苏轼在《六一泉铭并叙》中有过记述:
欧阳文忠公将老,自谓“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钱塘,见公于汝阴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长于诗。吾昔为《山中乐》三章以赠之。子间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盍往从勤乎?”予到官三日,访勤于孤山之下,抵掌而论人物。曰:“(欧)公,天人也。人见其暂寓人间,而不知其乘云驭风、历五岳而跨沧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来为恨。公麾斥八极,何所不至?虽江山之胜,莫适为主,而奇丽秀绝之气,常为能文者用。故吾以谓西湖盖公几案间一物耳。”勤语虽幻怪,而理有实然者。明年,公薨,予哭于勤舍。
欧公与惠勤的交流纯粹是以诗会友,双方都无功利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以后,苏轼也感觉到惠勤确实是“聪明才智有学问者”。十八年后当苏轼再度南来知杭州时,惠勤已仙逝。但在当年苏轼与惠勤相聚的旧舍讲堂之后,突然冒出一眼“甚白而甘”的泉水,苏轼便命名为“六一泉”,并撰铭文与叙,希望再现欧公的遗风余烈以警示后人。
欧、苏曾经在一起议论文与可的诗歌,探讨美学,各有高论。《续墨客挥犀》卷四《与可诗精绝》云:东坡尝对欧阳公诵文与可诗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欧公笑曰:“与可无此句,此句与可拾得耳。”世徒知与可扫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诸家之妙,诗尤精绝。
文与可(1018-1079),名同,北宋画家、文学家,擅画墨竹,诗文亦嘉。苏轼称道的那两句诗,见于文同《秦王卷衣》怀古篇。诗人借鉴唐人王建《调笑令》中的诗句:“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此句原是形容美人娇柔憔悴的病态美,文同笔下的美人则是容光焕发,无须以扇遮面,反而大胆地抛头露面地坐在庭院中,因为她自信其美貌足以令百花羞落。以花衬人,对比鲜明。在这里,美人却扇是写实,花羞自落是虚构,虚实结合显示出诗人独到的视角与合理的想像。诗句语言朴实,意境幽美,清新自然。这是欧、苏两代诗人共同的美学追求,可谓不谋而合,心有灵犀一点通。
熙宁元年(1068),欧阳修知青州时,道人徐向真从潍州来,游久乃去。熙宁四年(1071)欧公致仕归颍,徐向真又来投奔。据说徐向真“以指为针,以土为药,治病良有神验”。欧公足病难愈,徐向真“教公汲引,气血自踵至顶。公用其言,病辄已”。苏轼明言是在汝阴(即颍州)“见公,具言如此”。后来苏轼贬官黄州,“县令周孝孙暴得重膇病(脚浮肿)”,苏轼便用欧公转告的徐向真口诀为其疗治,“七日而愈”。于是也叹徐氏乃异人。徐向真当年是匆忙而神异地辞别欧公的,后亦不知所终。元祐六年(1091)苏轼自请知颍,得与欧公之子欧阳棐(叔弼)及欧阳辩(季默)重逢后,追怀熙宁旧事遂详记之。
又有一次,欧阳修与苏轼笑谈医者以意用药的事。欧阳修说,从前有一病人,医生问他患病原由,他回答因乘船遭遇风浪,受惊吓而得了病。医生于是从船舵子上,将船工长年握桨留下的汗渍粉末刮下来,合着丹砂、茯苓之类的东西一同煎成汤药,让病人来服,病人服用之后,竟然药到病除。《本草注别药性论》上说:“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欧阳修接着说,医者用药,很多都像这个例子里那样随意,服用握桨和旧竹扇留下的汗渍粉末初看像儿戏,而因为常有应验,大概也不会轻易招人责问。苏轼对医学颇有研究,他不相信医者以意用药的偏方,便借题发挥,故作荒诞推理说:“照您这样说,把笔墨烧成灰让学子喝了,就可以治疗他们的懒惰了吗?以此推演,喝伯夷的洗手水,可以治愈贪念;吃比干的剩饭,可以止息佞臣;舔樊哙的盾,能够治疗胆怯;吞西施的耳坠,可以治疗恶疾了?”文忠公听了大笑。(事见《记与欧公语》)
欧阳修大笑中带有一种满足,他知道自己的思维不严密,苏轼巧妙地运用归谬法进行反驳,令他信服。苏轼元祐六年(1091)赴颍州途中,舟行将入颍州界,想起熙宁四年(1071)与欧公团聚的趣事,特意追记下来。
在谈笑之余,欧阳修郑重地把诗文革新的接力棒传给了苏轼。
宋初以来,文人的文学结盟意识日益增强,崇尚“统序”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潮,趋群化和集团性的意识深深地渗透进宋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成为价值取向稳固相连的普遍的社会心理。
欧阳修主盟文坛以来,有意识地挑选后继者。他在曾巩、王安石、苏轼中反复筛选,最后苏轼以其倾荡磊落的文学全才脱颖而出,迅速受知于欧阳修,并被文坛一致认同。
欧阳修曾预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未来的文坛将属于苏轼。如今,十五年过去了,苏轼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文学巨匠。欧阳修感觉自己来日无多,决定趁这次难得的相聚机会将引导和统率文学发展的重任托付给苏轼,以保持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后续力。他对苏轼说:“我年纪大了,已觉力不从心,今后文坛的发展就寄望于你了。”
苏轼再拜稽首,回答道:“您对学生的期望太高了,虽然如此,学生将勉力为之。”
欧阳修道:“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
苏轼避席跪下,拱手而拜:“老师的教诲,弟子至死不忘!”
在此后的岁月中,苏轼以其全部的人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庆历八年(1048),当时在扬州任太守的欧阳修建造了“壮丽为淮南第一”的平山堂,用作游宴宾客之用。平山堂位于扬州西北的大明寺大雄宝殿西侧,取“远山来与此堂平”的意思,人站在堂上远眺,可以尽情领略真州、润州、金陵三地的美丽风景。
熙宁四年(1071)十月,苏轼离京赴任杭州通判,抵达扬州,与刘攽、孙洙、刘挚会于州守钱公辅座上,作《三同舍》诗。这是苏轼第一次到平山堂。熙宁七年(1074)十月,苏轼由杭州移知密州,途经扬州,特意去平山堂,凭吊恩师欧阳修。与州守王居卿燕于平山堂,赋诗论诗。这是苏轼第二次到平山堂。元丰七年(1084),苏轼自黄州移汝州,途经扬州时,知州鲜于侁就在欧阳修当年住过的平山堂设宴招待他。此情此景,勾起了他对恩师的一腔怀念之情。而这次,他已是第三次来凭吊了。
苏轼登上平山堂,举目四顾,风云变幻。这时,鲜于侁知州又拿出珍藏在府衙中的欧阳修的这首词的墨宝让苏轼欣赏。当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等候苏轼挥毫题咏。苏轼瞻仰着恩师这无价之宝,百感交集,凝神屏气,一挥而就,写下了一首《西江月》: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
苏轼重游故地,缅怀恩师,想到了自己的坎坷遭遇,抚今追昔,感慨万端:不要说人生到头来都是空的,其实还没走到尽头,我就已经发现人生原来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在场的众多名士无不赞叹。
庆历年间,欧阳修贬官为滁州太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丽,常年有瀑布飞泻,流水淙淙,声音如环佩相击,清脆悦耳。欧阳修流连这些美景,常常乐而忘归。智仙和尚在山上盖了凉亭,欧阳修为此写下了千古传诵的《醉翁亭记》,刻石以遗后人。记曰: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这篇文章主要描述了琅琊山中景色之美和宾主游宴之乐,同时也表达了作者遭贬之后寄情山水的志趣和与民同乐的思想。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散文,脍炙人口,为历代文人学士所推崇。之后作者又亲自书纂,刻石于醉翁亭前。欧阳修死后,醉翁亭及碑刻均遭火被焚。元祐年间,滁人重修醉翁亭。元祐六年(1091)苏轼知颍州时,应滁州太守王诏之请,以大字楷书写成《醉翁亭记》碑文,王诏为之刻石,立于安徽滁县琅琊山醉翁亭内。《醉翁亭记》经苏轼书写刻石后,珠联璧合,影响更大,流传更广。
欧阳修离开滁州十年之后,太常博士沈遵,因为好奇,特意跑到滁州探访,见那琅琊山水确如醉翁妙笔所绘,非常喜爱,于是以琴写声,创作了一支宫声三叠的琴曲《醉翁吟》(即《醉翁操》)。后来,沈遵在河朔与欧阳修聚会,沈遵亲自为欧阳修弹奏此曲,欧阳修听了很高兴,应沈遵的请求为该曲作了词,并写了《醉翁引》叙述了这件事情。欧词自是大手笔,“然词不主声,为知琴者所惜”。沈遵的《醉翁吟》传开之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不但争传《醉翁吟》琴曲,连欧阳修所作《醉翁吟》歌词,也有好事者纷纷为其谱琴曲,但都不理想。三十多年过去了,欧阳修、沈遵相继去世。其后沈遵的朋友庐山玉涧道人崔闲,还惦记着这件事。崔闲精通琴理,曾拜沈遵为师。他非常喜欢此曲,“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于东坡居士子瞻,以补其缺”。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崔闲多次从庐山前往拜访。元丰六年(1082)秋天,崔闲揣着《醉翁吟》的曲谱登门,请苏轼填词。苏轼不但诗文高妙,而且精通音律,听闻来意,欣然应允。于是,崔闲弹,苏轼听,边听边谱词,一会儿就完成了,一点也没修改。声词皆备,遂为琴中绝妙。其词云:
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巅,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苏轼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该曲的创作缘由时说:“醉翁喜琅琊山水,沈遵以琴写其声,惜乎无辞,今玉涧道人妙于琴,故因其声而为辞。”苏轼还在给沈遵的儿子本觉禅师法真的信中谈起《醉翁吟》创作的话题:“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声,有不相应。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作词而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苏轼这里实是在谈艺理——词与曲妙相契合的艺术境界,同时也流露了他对《醉翁吟》的满意之情。郑文焯曰:“读此词,髯苏之深于律可知。”(《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这首古琴曲被公认为词曲珠联璧合。
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二十三日,一代文豪欧阳修病逝于颍州,享年六十六岁。天子震悼,为之休朝一日。正人节士,无不骇然相吊,痛失所依。欧阳修去世时,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噩耗传来,苏轼正在孤山惠勤和尚那儿聊天,当即就在惠勤的住处哭得死去活来。噙了泪,他捉笔在手,写下了《祭欧阳文忠公文》,让人送往千里之外的汝阴。文曰: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鳅鳝而号狐狸。
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岂厌世混浊,洁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禄,而天莫之遗?
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
祭文表达了对恩师逝世的无限悲痛之情。
元祐六年(1091)八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重访欧阳修旧居,缅怀先师,不禁潸然泪下。感伤之余,写下《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他坦然陈言:
凡二十年,再升公堂。
深衣庙门,垂涕失声。
白发苍颜,复见颍人。
颍人思公,曰此门生。
虽无以报,不辱其门。
清颍洋洋,东注于淮。
我怀先生,岂有涯哉。
苏轼以其二十年的实际行动告慰老师,他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九月中旬,苏轼往游颍州西湖。金风送爽,明月高悬,泛舟颍水,忽听水远缥缈之处传来歌女悠扬婉转的歌声。苏轼侧耳细听,心中为之一动,那不是欧阳公所作的《木兰花令》吗?四十多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如今,在这清清的颍水河上,熟识欧公音容笑貌的,除了天上的明月,恐怕只有我这个白发门生了!苏轼深有感触,于是和欧公韵,也赋了一首《木兰花令》,以怀念欧阳修。词曰:
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颖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①。与余同是识翁人,唯有西湖波底月。
【注】①三五、二八:指十五、十六的月亮。
这首词委婉深沉,清丽凄恻,情深意长,以秋夜景物的冷落、清寒,烘托了作者内心的凄凉感受,抒发了怀人伤逝的深沉思绪。诗人对于前辈的深情犹如映在水中的明月,永恒而纯洁,读来令人一咏三叹,怅惋不已。
【相关资料】
1.庆历中,欧阳文忠公谪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丽,鸣泉飞瀑,声若环佩,公临听忘归。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为记,以遗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闻而往游,爱其山水秀绝,以琴写其声为《醉翁吟》,盖宫声三叠。后会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遣遵,并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词不主声,为知琴者所惜。后三十余年,公薨,遵亦殁。其后,庐山道人崔闲,遵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于东坡居士子瞻,以补其阙。然后声词皆备,遂为琴中绝妙,好事者争传。其词曰:“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篑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第二叠泛声同此)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巅,水有时而回渊,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两三弦。”方其补词,闲为弦其声,居士倚为词,顷刻而就,无所点窜。遵之子为比丘,号本觉法真禅师。居士书以与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应。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作词而与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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