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茶妙墨俱香——苏轼与司马光 : 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
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

——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

山西夏县司马光塑像

苏轼与司马光(1019-1086)的交往始于嘉祐六年(1061)。这年八月,苏轼兄弟参加了仁宗皇帝在政殿举行的制科考试。仁宗时制科考试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当时,苏轼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苏辙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宋代的科举有常科、制科和武举三类。制科是宋朝最高级别的考试,由皇帝根据需要下诏举行。整个宋代制科之名,多达八十六个。制科考试的对象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考取后可获得较高官职。制科是朝廷选拔卓越之士、招收非常之才的一种考试方式。宋朝三百年常科考试录取进士四万人,通常几年一考,而最高的制科却极少举行,三百多年共举行了二十二次考试,参加考试的人也不多,录取标准极严,考中的人极少,三百多年制科考试仅有四十几人通过,比考进士难千倍。苏轼兄弟参加制科考试时,司马光和范镇、蔡襄等五人是主考官。阅卷时,司马光十分看重苏轼的答卷,称赞苏轼卷“词理俱高,绝出伦辈”,苏轼被列入三等(在宋朝历史上,制科考试入三等者仅有四人:吴育、苏轼、范百禄和孔文仲)。苏辙的答卷却有争议,赖司马光力争,苏辙被列入四等。
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卒(苏洵墓志铭请欧阳修撰写),司马光来吊丧。苏轼与弟弟苏辙哭着请求司马光为其母程夫人写墓志铭,言曰:“今将奉先君之柩归葬于蜀,蜀人之祔也,同垄而异圹。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未之铭,子为我铭其圹。”司马光说:“夫人之德,非异人所能知也,愿闻其略。”二苏奉其事状,拜以授司马光。司马光答应后,写下了《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六)。
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变法,御史中丞吕诲论王安石的改革有十大过失,韩琦也上疏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则当着神宗面非议王安石新法,他反对设置三司条例司,反对青苗、助役等法。熙宁二年(1069)十月七日,司马光举苏轼等人为谏官,未行。熙宁三年(1070),神宗欲重用司马光,王安石反对,认为这“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司马光也不愿意留在朝廷,神宗任命他为枢密副使,负责军事事务,他上疏力辞,请求外任。司马光说:“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宋史·卷三百三十六》)这年九月,司马光出知永兴军,第二年四月,改判西京御史台,来到洛阳。熙宁六年(1073),他在洛阳尊贤坊北国子监侧故营地买了二十亩地,修造了一个园子,取名独乐园,并写了一篇《独乐园记》,文曰: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者所及也。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过河,不过满腹”,各尽其份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
熙宁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关,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中央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为五派,注沼中,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阶,悬注庭中,若象鼻。自是分而为二渠,绕庭四隅,会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轩”。堂北为沼,中央有岛,岛上植竹。圆若玉玦,围三丈,揽结其杪,如渔人之庐。命之曰“钓鱼庵”。沼北横屋六楹,厚其牖茨,以御烈日。开户东出,南北轩牖,以延凉飕。前后多植美竹,为消暑之所。命之曰“种竹斋”。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莳草药,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若棋局。径一丈,屈其杪,交桐掩以为屋。植竹于其前,夹道如步廊,皆以蔓药覆之,四周植木药为藩援,命之曰“采药圃”。圃南为六栏,芍药、牡丹、杂花各居其二。每种止植二本,识其名状而已,不求多也。栏北为亭,命之曰“浇花亭”。洛城距山不远,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见。乃于园中筑台,构屋其上,以望万安、轩辕,至于太室。命之曰“见山台”。
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相羊,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框,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或咎迂叟曰:“吾闻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今吾子独取足于己不及人,其可乎?”迂叟谢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所乐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虽推以与人,人且不取,岂得强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乐,则再拜而献之矣,安敢专之哉!”
在这篇《独乐园记》里,司马光阐明他给这园子取名“独乐”的特殊含义。他首先说明自己既不同于王公大臣之乐,也不同于圣贤之乐,而是像鹪鹩巢林、鼹鼠饮河一样“各尽其分而安之”。他又说自己不敢比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所以叫“独乐”。
此外,他还写了三首《独乐园咏》诗。在诗里,他用董仲舒、严子陵、韩伯休比拟自己,说董仲舒“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独乐园七题·读书堂》);说严子陵“三旌岂非贵,不足易其介”(《独乐园钓鱼庵》);说韩伯休“如何彼女子,已复知姓字。惊逃入穷山,深畏为名累”(《独乐园七题·采药圃》)。他对自己无力阻止新法的推行而不得不请求外放一事,实际上是满腹牢骚。
熙宁九年(1076),苏轼罢密州任,移知河中府。第二年正月初一日离开密州,取道澶、濮一带,打算先去汴京。走到陈桥驿,又得到调任徐州的任命。当时不得入京城,只好寓居郊外范镇的东园。范镇于三月间往游嵩山、洛水,带回来司马光为苏轼写的《超然台寄子瞻学士》诗。

使君仁智心,济以忠义胆。
婴儿手自抚,猛虎须可揽。
出牧为龚黄,廷议乃陵黯。
万钟何所加,甔石何所减。
用此始优游,当官免阿诌。
曏时守高密,民安吏手敛。
乘间为小台,节物得周览。
容膝常有余,纵目皆不掩。
山种远布张,花卉近缀点。
筵宾肴核旅,燕居兵卫俨。
比之在陋共,为乐亦何歉。
可笑夸者愚,中天犹惨惨。

这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苏轼到徐州任所。五月六日,读到司马光寄来的《独乐园记》,于是写了《司马君实独乐园》诗以回复: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
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
花香袭杖履,竹色侵杯斝。
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
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
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
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
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
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苏轼这首诗借“题独乐园”的题目,对司马光的德业、抱负、威望、处境以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描写和刻画。此诗作于熙宁激烈的党争中,苏轼敢言尖锐的政治主题,足见其精悍之气节。
曾慥的《高斋漫录》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司马光喜欢喝茶、斗茶。相传有一天,司马光约了十余人,同聚一堂斗茶取乐。大家带上收藏的最好茶叶、最珍贵的茶具等赴会,先看茶样,再闻茶香,后尝茶味。按照当时的社会风尚,茶类中白茶品质最佳,司马光、苏轼的茶都是白茶,但苏轼带来泡茶的是雪水,水质好,茶味纯,因此苏轼的白茶占了上风。苏轼心中高兴,不免流露出得意之状。司马光心中不服,便出了个难题想压压苏轼的气焰。他笑问苏轼:“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爱两物?”众人听了拍手叫绝,认为这题出得好。谁知苏轼微笑着,在室内踱了几步,稍加思索后,从容不迫地答道:“奇茶妙墨俱香,这是因为它们的德性相同;两者都坚硬,因为它们的操守相同。这就像贤人君子,虽然彼此的脾气性格不一样,德行却是一致的。”众皆信服,齐称奇才。茶墨有缘,茶益人思,墨兴茶风,兼而爱之,相得益彰。
在这故事里,司马光从茶和墨表象上的“白”与“黑”、“重”与“轻”、“新”与“陈”绝然相对发问,可谓问得精彩,有难度;苏轼从茶和墨本质上的“德”、“操”俱同应对,可谓答得巧妙,有深度。诚然,茶与墨绝然不同,但只要各自达到了上乘极品程度,则都会产生令人陶醉、让人仰慕的魅力,茶与墨可同归一处。上述茶墨之问答充满人生哲理,名儒大家风范跃然纸上。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而且对司马光一直很器重,就下诏起用司马光入朝主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副相)。司马光入京主持国政,数月间罢黜新党,在一年半时间内,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苏轼等人“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七月,苏轼被任命为礼部郎中,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相继被召回朝廷任职。
苏轼在地方任职多年,对时弊陋习有深刻认识。他原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但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苏轼认识到王安石变法中有值得反对的内容,但也有合理的值得肯定的部分。现在见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就提出异议,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中一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做法不该废除,应该持慎重态度,比如募役法,苏轼认为募役法“民甚便之”,并列举有五利。他建议司马光不要搞一刀切,要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实践证明合理的部分。司马光断然拒绝。苏辙的《龙川别志》载,苏轼为了新法与司马光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司马光勃然大怒。苏轼很平静地说:“听说你当年与宰相韩琦讨论事情,曾担心别人容纳不了你的建议。今天你做宰相了,怎么又听不了我的一句话呢,难道当年的事情你都全忘了吗?”司马光怒气虽止,但心中怀怨依旧。苏轼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于是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司马光死后,宋哲宗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
苏轼与司马光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在人格上彼此尊重。
司马光病故后,朝廷命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撰写了《司马温公神道碑文》,并作《司马温公行状》(苏轼一生只写过两篇行状,《司马温公行状》很长,不便转录)及《祭司马君实文》。《祭司马君实文》原文如下:
左仆射赠太师温公之灵。呜呼,百世一人,千载一时。惟时与人,鲜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独发大议,惟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规。帝欲得民,一尊无私。母子之间,莫如孝慈。人所难言,我则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龟。专谈仁义,辅以书诗。枉尺直寻,愿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资。我若言利,非天谁欺。退居于洛,四海是仪。化及豚鱼,名闻乳儿。二圣见公,曰予得师。付以衡石,惟公所为。公亦何为,视民所宜。有莠则锄,有疾则医。问疾所生,师老民疲。和戎上策,决用无疑。此计一定,太平可基。譬如农夫,既辟既菑。投种未粒,矧获而炊。宾客满门,公以疾辞。不见十日,入哭其帷。天为雨泣,路人垂洟。画像于家,饮食必祠。矧我众僚,左右畴咨。共载一舟,丧其楫维。终天之诀,宁复来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呜呼哀哉。
祭文大意是:
苏轼致祭于尚书左仆射、赠太师司马温公灵前:
啊!百代才出了这样一位伟人,千年才难逢当今的盛时。时机和贤人,很少合契常难并存。司马公事奉仁宗皇帝,胸中的韬略还未能施展。只是发表了宏壮的议论,当时只有上天才知道它的份量。英宗即位之初,你及时地规劝他说:想要得到民心,一定要屏弃自己的私欲;皇帝与母亲之间,只有子孝母慈,才能使天下人敬服。他人认为难以出口的话语,你出于至诚脱口而出。神宗皇帝了解你,爱敬你,把你当做宗庙中的神器。你对神宗皇帝讲论仁爱信义,并把《诗经》、《尚书》的大义说给他听。神宗对你说,让你稍稍委屈一点,不要计较升迁的迟早。司马公说:“天子有舜、禹的资质,我如果是为谋利而来,不是欺骗上天吗?”你退处于西京洛阳,成为天下四海尊崇的仪范。你的道德使鱼鳖都得到感化,你的英名连吃奶的孩子都知道。皇帝和太皇太后二圣见到了你,都说是得到了真正的老师。他们把铨选人材的大权交给你,任凭你自行安排天下大计。你做了些什么事呢?都是根据百姓的需要来制定政策,有杂草就除掉,有疾病就医治。天子询问天下的疾患是如何产生的,你说这都是因军队冗多、百姓困疲。与戎狄通好的政策不能改变,一定坚持下去。只有确定了这个基本国策,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好比是农夫,虽然开垦了田地,不去播撒种子,又怎能有所收获?宾客们站满你的门前,你因病重不得相见。谁知道十天没见到你,竟然痛哭于你的灵前。上天为你降雨哭泣,没见过你的人也满面泪水。全国的人都把你的画像供奉在家中,一饮一食先要向你祝祷。更何况我们这些僚属,都曾在你身边亲聆教诲。好比同在一条船上,如今却丧失了船桨和缆绳。这令人心碎的诀别,怎能不使人永致哀思?我奉上这篇祭文,并敬上一杯清酒。呜呼哀哉!
苏轼评论司马光“臣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诚,曰一”(《司马温公神道碑》),称司马光为“百世一人”。苏轼晚年写的《家训》中,鼓励子孙要以司马光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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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茶墨之论
[宋]曾慥《高斋漫录》:“司马温公与苏子瞻论茶墨俱香,云:‘茶与墨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苏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为然。”
[宋]张舜民《画墁录》:“司马温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干而恶湿,袭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则同也。”
苏轼既爱饮茶,又擅书法。有一天,司马光便问他说:“茶越白越好,墨越黑越好;茶越重越好,墨却是越轻越好;茶越新越好,墨则是越陈越好——人们对这两者的追求恰恰相反,而您为什么却会同时喜好这两件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司马光问得有道理(他敏锐细致地观察到了两者截然不同之处),同时也问得没道理(两者的不同之处与人的好恶毫无必然联系)。但苏轼并没有被这种有意的“刁难”所难住,他淡淡一笑,说:“上好之茶与妙品之墨都有令人陶醉的香气,这是它们所共有的一种‘品德’;两者都很坚实,这可以说是它们的一种‘节操’。打个比方,贤人和君子可能一个长得皮肤黝黑,一个长得白皙,一个漂亮,一个貌丑,但是他们的品德和节操却是一致的。”
短短一席语,让司马光钦佩不已。
在苏轼眼里,茶和墨(及书法)都有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内涵,事茶与事书最终是对人的品行道德的一种修炼。就茶而言,这就是“茶道”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对此,屠隆曾这样评说:“茶之为饮,最宜精形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赏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真是快论!
2.司马光的道德人品
蔡绦(蔡京之子)所著《铁围山丛谈》称,苏东坡元祐年间做了翰林学士后,“以高才狎侮诸公卿”,各有评骘,只对司马光不敢有所褒贬。某日,跟司马光讨论政事,意见不合。回到家里,脱帽解带之时,苏东坡这才发作出来,连声高喊:“司马牛!司马牛!”旧题苏轼撰《调谑编》的记载有所不同,苏东坡在跟司马光发生政见分歧时,说:“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司马光不明白“鳖厮踢”什么意思,说:“鳖怎么能厮踢(脚踢)?”苏东坡回答道:“所以说你是鳖厮踢。”跟司马光争论,气急之时,苏东坡也还是比较委婉的。
苏东坡之所以对司马光尊敬有加,除了司马光是其长辈、与其政见相近等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苏轼敬重司马光的道德人品。
司马光的夫人是龙图阁学士张存之女,通情达理,很贤惠。但是,司马光三十多岁了,都还没有儿子。连襟庞元鲁和他夫人刘氏给司马光张罗纳妾之事。刘氏夫人跟张夫人说知此事,张夫人欣然同意。不久,果然物色了一个。但是,司马光从未瞧过她一眼。庞、刘得知后,以为是司马光因夫人在跟前而有意避嫌。一天,刘夫人故意召张夫人出去赏花,让司马光留在家里。饭菜准备好之后,女子精心打扮,到书房给司马光上茶。不料,司马光非常生气,斥责道:“这个下人,今天夫人不在家,你出来做什么?”因此有人说,司马光像司马相如爱卓文君一样,一夫一妻,终身相守。(事见张舜民《画墁录》)
司马光家曾经有一个珍贵的琉璃盏,被一个官奴不小心打碎了。洛阳尹大怒,下令逮捕官奴,听候司马光发落。不料,司马光的判词是这样的:“玉爵弗挥,典礼虽闻于往记;彩云易散,过差宜恕于斯人。”就是说,不予追究。(事见《许彦周诗话》)
司马光闲居长安期间,因为缺钱,让一个老兵把自己平时骑的马牵到市场上去卖了,嘱咐老兵:“这马夏季有肺病,出售时要先告诉买马的人。”(事见朱彧《萍洲可谈》)
司马光没有孩子,也没有姬妾。裴夫人(应为“张夫人”之误)死后,他总是闷闷不乐,经常去他自己修建的独乐园,在读书堂里一坐就是一整天。他曾经写过一首小诗,用隶书体写了贴在梁上,其中有两句:“暂来还似客,归去不成家。”(事见《道山清话》)司马光对妻子的爱,一往情深,始终不渝。
司马光有一个仆人,一直称呼主人“君实秀才”(司马光字君实)。司马光做了宰相,他还是这么称呼。苏东坡教他改口叫“君实相公”。司马光听后很奇怪,问仆人为什么改口,仆人回答说:“苏学士教我的。”司马光感叹道:“我有一仆,被苏子瞻教坏了。”
元丰末年,司马光回到京城汴梁(开封),京城百姓夹道欢迎,道路为之拥挤不堪,司马光的马无法前行。司马光到当时一位宰相私宅拜见宰相,京城百姓为了看司马光一眼,爬上墙头屋顶。宰相家有人出来制止,百姓回答说:“我们不是为了看你家相公,我们只是想见识一下司马相公的风采!”任他怎么喝斥,百姓都不走。结果,这位当朝宰相家就惨了:屋上瓦片被踩碎,树上枝条被弄断。(事见王文清《挥麈后录》)
司马光执政后,大刀阔斧更改法令。傅尧俞(钦之)、苏东坡悄悄提醒司马光,应该考虑一下后果。司马光一听这话,起立拱手,大声说道:“天若祚宋,必无此事。”傅尧俞、苏东坡两人无言以对,讪讪离去。病重之时,司马光仍然让人用小轿抬去找吕公著,商量政事。临终之时,屋子里除了一张床,枕边有一卷书,别无长物。(事见孙升《孙公谈圃》)
司马光去世时,京城百姓罢市去吊唁,卖了衣服买祭品去祭奠。街巷中如同死了自家亲人一般哭着送丧的百姓成千上万。下葬的地方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有数万人之多。京城有人画了司马光的像,刻印后出售,各地人纷纷前往购买,画工有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发财致富的。(事见孙升《孙公谈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