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台明灭山有无——苏轼与僧友 :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节选自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镇江金山寺

北宋时期,帝王都很尊崇佛教,对佛教采取扶植、保护、鼓励的政策。宋太祖说:“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太祖在位时修建了不少寺院,他还经常亲自抄写和诵读佛经,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经《开宝经》也始刻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太宗崇佛更甚,在行军出征途中,仍以佛事为重,建立了译经院,亲自撰写《新译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教的广博宏辩、精微妙说。其在位六七年里,度僧达七万之多,建寺修院更是空前。真宗在位25年,也是大营佛事,成为全宋史上佛教最发达的年代。仁宗也好佛,他供奉慧能衣钵,命士大夫为慧能歌功颂德。由于帝王们的提倡鼓励,北宋一代,上至天子、重臣,下至儒者、士大夫、黎民百姓,都非常尊崇佛教。
苏轼也信奉佛教,对佛禅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虽然没有成为正式的佛教徒,但他一生结交了大量的禅师,他的僧友遍天下。他先后结识了惟度(文雅)、惟简(宝月)、仲殊、道臻、可久、垂云、思聪、惠勤、惠思、清顺、守诠、惠觉、怀琏、宝觉、法涌(善本)、道荣、惟琳、道潜(参寥子)、佛印、常总、重辩、南华明、慧辩、辩才、梵臻、元净等众多禅师。苏轼与这些禅师朋友保持着颇为密切的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彼此间常有书信、诗文往来。在他后来一再遭到贬谪,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多僧友仍与他保持密切的交游,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和帮助,有的僧友甚至不怕牵连受害,从远道专程前去探望他。

与宝月大师的交往

苏轼最早结识的禅师是惟度(文雅)、惟简(宝月),与他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据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载,苏轼二十岁“游成都,谒张安道”,又与其弟苏辙同游大慈寺,见惟度(文雅)、惟简(宝月)法师。两位僧人的超凡气度、博学多闻和虔诚事佛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在《中和胜相院记》中回忆此事说:“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斋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
苏轼与宝月大师惟简的交往甚多,其事迹在苏轼的信简及文章中多有记载。
惟简,字宗古,曾任成都大慈寺中和胜相院住持,姓苏,也是眉山人,年长于苏轼,因认作宗门兄长。嘉祐四年(1059),苏轼在眉山服母丧期满,到成都与惟简过往较多。离开成都时,惟简远出相送,“至刻厚意”。
治平四年(1067),苏轼在眉山居父丧。惟简前往造访,适遇苏辙拿来《兰亭摹本》,于是,“宝月大师惟简请其本,令左绵僧意祖摹刻于石”。同日,惟简还“以其所居院之本末”,请苏轼为之作记,于是苏轼写成了著名的《中和胜相院记》。
苏轼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携家入京,此后没有机会回眉山,但仍以书简等方式与惟简法师保持密切的联系。
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谪到黄州,亲友多惊散远离,而惟简却在苏轼到黄州不久,就派徒悟清前来探望,并希望苏轼为成都大圣慈寺新建成的专供收藏佛经的“大宝藏”作记。苏轼回书云:“屡要《经藏碑》。本以近日断作文字,不欲作。既来书叮咛,又悟清日夜监督,遂与作得寄去。”这里所说的《经藏碑》即《胜相院经藏记》。
记中云: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周视其身,及其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如焦谷芽,如石女儿,乃至无有毫发可舍。私自念言,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
在这篇记中,苏轼自称为居士,在说明自己与惟简“有大因缘”、关系密切之后,苏轼用更多笔墨写自己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施舍,所可做者唯文字而已。文章大量使用佛经语汇和义理概念,足见他已是一位具有较高佛学修养的居士。
悟清返蜀时,苏轼修书与惟简,表示要与惟简做佛道伴侣。信中说:“每念乡舍,神爽飞去,然近来颇常斋居养气,日觉神凝身轻。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屦,尚可放浪于岷峨间也。知吾兄亦清健,发不白,更请自爱,晚岁为道侣也。”(《与宝月大师五首》之四)苏轼在黄州得“布吴道子绢上画释迦佛一轴”,打算送给惟简于胜相院中供养。苏轼又得舍利48粒,“元丰三年十一月十五,以舍利授宝月大师之徒悟清,使持归本院供养”。从这些涉及佛事的交往中可以看出,苏轼对宝月大师惟简是常常挂念于心的。
后来悟清再受惟简之托,第二次到黄州看望苏轼。苏轼请悟清前往黄梅山常欢喜处取“唐画十六大罗汉”,悟清不辱使命,“旬有八日,清师复命,且以画来”。苏轼非常高兴,于是“烧香作礼”以为供奉,并作赞云:“五更粥熟闻鱼鼓,起对孤灯与谁语。溪边两钵月中归,还君罗汉君收取。”(《唐画罗汉赞并叙》)
绍圣二年(1095),惟简在成都患疾亡化。那时苏轼正谪居惠州,惟简弟子法舟、法荣不远万里前来请铭,苏轼遂作《宝月大师塔铭》以称颂纪念。文章细述惟简的僧路历程,历数其在成都收徒传法的多般好处,最后写道:
大师宝月,古字简名,出赵郡苏,东坡之兄。自少洁斋,老而弥刚。领袖万僧,名闻四方。寿八十四,腊六十五。莹然摩尼,归真于上。锦城之东,松柏森森。子孙如林,蔽芾其阴。
文章对宝月大师惟简领袖四川众僧广泛传播佛法的佛教业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出于对惟简的崇敬,苏轼写这篇铭文时,在选用纸、笔、墨方面也很是讲究。他“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庭硅墨,皆一代之选也”(《题所书宝月塔铭》)。苏轼选用当时最好的书写用具来为惟简写作塔铭,充分体现了苏轼对惟简的恭敬和深情厚谊。
苏轼青年时代起就结识宝月大师惟简,到惟简去世时,苏轼已年届六十。在悠悠四十年漫长的岁月中,苏轼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仕途坎坷,遭遇贬谪,总是以各种方式与惟简保持密切联系。苏轼一生结交的僧友很多,惟简是其中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个。苏轼在学佛习禅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与惟简法师的关心、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们两人长时间建立的僧俗交好之情历来为人称道。

与惠勤、惠思的交往

苏轼居官期间,每到一处,都与高僧交游,从其参禅学佛。他曾两次任职杭州,做了三年通判和两年知州,所以他有“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的诗句,把杭州作为他的第二故乡。杭州风光旖旎,经济发达,寺院众多,禅师云集。“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西湖游览志馀》)杭州寺院中名气最大的是位列中国佛教禅宗十大名刹之一的灵隐寺,当时有僧众三千余人。其他如下天竺法镜寺、中天竺法净寺、下天竺法善寺、智果寺、梵天寺等,也都是“历史悠久,和尚众多”的天下名寺。而且高人云集,禅师辈出。
相传,苏轼到杭州的第三天,就去孤山智果寺找惠勤、惠思。苏轼为什么要先去找他们呢?原来,苏轼出任杭州通判,途经汝阴拜访恩师欧阳修时,欧阳修对他说:“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长于诗。吾昔为《山中乐》三章以赠之。子闲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盍往从勤乎?”(《六一泉铭并叙》)于是,他们就成了苏轼在杭州最早认识的两个僧友。
惠勤、惠思皆居孤山。苏子倅郡,以腊日访之,作《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以记其事,诗云: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
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
兹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熙宁四年(1071)六月,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七月,回到颍州。第二年七月,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苏轼举哀孤山,作《祭欧阳公文》。惠思把一首哀悼欧阳修的小诗给苏轼看,苏轼写了《哭欧阳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诗,次韵》一诗和之。诗曰:

故人已为土,衰鬓亦惊秋。
犹喜孤山下,相逢说旧游。

熙宁七年(1074),惠勤被罢僧职,苏轼作《僧惠勤初罢僧职》诗劝慰之。诗曰:

轩轩青田鹤,郁郁在樊笼。
既为物所縻,遂与吾辈同。
今来始谢去,万事一笑空。
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
清风入齿牙,出语如风松。
霜髭茁病骨,饥坐听午钟。
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
此语作不妄,吾闻诸醉翁。

苏轼劝慰惠勤,被罢僧职,犹去樊笼,不受垢蒙,以后作诗一定更加清新,所谓“穷者诗乃工”。
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移知密州。将赴密州任之时,应惠勤之请,为其诗作序。
结识了惠勤、惠思之后,苏轼又开始了与清顺、守诠的交往。但与他们的交往却是因为两次偶遇。有一天,苏轼在西湖北山葛岭宝严院游玩,在僧舍壁间看见一小诗:“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斯,桃李乱深坞。”苏轼见此诗颇为清新,便打听作者是谁。有人说这是清顺和尚写的,于是,他马上去找清顺。果然一见便成为朋友,促膝相谈。随后二人交游唱和,往来不绝。
守诠是梵天寺的狂僧,“佯狂垢污”,他曾在梵天寺的墙壁上题诗:“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履。唯闻犬吠声,又入青萝去。”有一次,苏轼在梵天寺中游玩看到此诗后,深感这样的诗句颇为清婉可爱,于是和诗一首于后:“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屦。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由此可见,苏轼喜欢结识的和尚大都是寺院文坛的翘楚。
苏轼认识惠觉和尚则是因为竹子。当时江南的寺院大都喜欢种竹子,竹子给寺院不仅带来了幽雅,还带来了诗意。有一天,苏轼到杭州管辖的于潜县视察,顺便到寂照寺游赏。这座寺院中到处是幽幽浮动的竹影,让人感到心旷神怡。于是,苏轼应惠觉和尚之请,挥笔写下流传千古的《于潜僧绿筠轩》一诗:“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苏轼对竹子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与佛印的交往

佛印(1032-1098),宋代云门宗僧,是苏轼在佛教界的挚友,俗姓林,字觉老,号佛印,法名了元,饶州浮梁(在今江西景德镇)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学习儒家之书,三岁时,便通读《论语》及诸家之诗,五岁时已能诵诗三千首,稍长随师读五经,略通大义。而且出口成章,众人都称之为神童。
林公子虽然熟读儒家经典,但却喜爱佛教。一天,他闲游竹林寺,无意中看到一本《楞严经》,一见如故,爱不释手,便决心出家,但父母不答应,一定要他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公子说,那些都是过眼云烟,身外之物,唯有佛教真理,亘古长新。又说一子出家,七祖升天,往生净土,安乐吉祥。父母实在拗不过他,只好让他出家。
他经官府主持的考试,诵《法华经》及格,剃度受戒成为僧人,嗣法于云门下三世善暹禅师,十九岁时又到庐山圆通寺参谒居讷(1010-1071)禅师。他一生中曾住持过江州承天寺,淮山斗方寺,庐山开先寺、归宗寺,丹阳金山寺、焦山寺,江西大仰山寺,曾经四次任南康军(治今江西星子)云居山真如寺住持。前后四十余年,德化广被,为人称颂。他是北宋云门宗的重要传人,宋神宗赐给他佛印的宝号。佛印在僧俗信徒当中拥有很高的声誉,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有很高的道望。他与著名士大夫周敦颐和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均有密切的交往。
苏轼与佛印“屡同诗酒之游,遂为莫逆之交”,他们频频往来,谈论诗文,题诗斗对,相互唱和。元丰年间,苏轼被贬黄州,佛印时任庐山归宗寺住持,与谪居黄州的苏轼常有书信往来。
元丰三年(1080),佛印多次写信给当时贬居黄州的苏轼,求为云居山写记,苏轼答简请稍宽假。云居山在建昌,是欧岌得道之处。或以山尝出云,故曰云居山。俗谓“天上云居,地下归宗”。
元丰四年(1081),佛印写信给苏轼,苏轼回信作答,信中有“辱书累幅,劳问备至,感怍不已。腊雪应时,山中苦寒,法体清康”(《与佛印十二首》之四)句。
元丰五年(1082)五月,庐山归宗寺佛印禅师派使者来黄州,苏轼就把从江上得来的怪石送给佛印,并且写了《怪石供》。
《禹贡》:“青州有铅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齐安江上往往得美石,与玉无辨,多红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虽巧者以意绘画有不能及。岂古所谓怪石者耶?
凡物之丑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间石皆若此,则今之凡石复为怪矣。海外有形语之国,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语也,捷于口,使吾为之,不已难乎?故夫天机之动,忽焉而成,而人真以为巧也。虽然,自禹以来怪之矣。
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禅师尝以道眼观一切,世间混沦空洞,了无一物,虽夜光尺璧与瓦砾等,而况此石;虽然,愿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强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禅师,而力不能办衣服饮食卧具者,皆得以净水注石为供,盖自苏子瞻始。
时元丰五年五月,黄州东坡雪堂书。
当时佛印住在庐山归宗寺,不久去润州(今镇江)主持金山寺。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移汝州,离开黄州,途经庐山,佛印写信来邀请苏轼同游。时佛印在润州金山寺当住持,来庐山办事,苏轼回信相约自筠州回来后同游。苏轼首先南下到筠州探望弟弟苏辙,然后北上,五月,与佛印同游庐山,识其徒自顺,并为题品。
八月,佛印已从庐山回住金山寺,苏轼赴汝州经过润州,为留多日。有一天,佛印值师挂牌,与弟子入室。苏轼忽然便服入室见佛印。佛印说:“苏公从哪里来?这里没有您的坐处。”苏轼开玩笑说:“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佛印说:“山僧有一问,苏公问完即答,我一定答应您的请求,即与四大为禅床。如果稍有迟疑,您所系的玉带,希望能留下来以镇山门。”苏轼答应,便解玉带放置几案上。佛印说:“山僧四大本无,五蕴非有,苏内翰想在哪里坐?”苏轼一时语塞,未能即答。佛印急呼侍者道:“收下这玉带永镇山门!”苏轼笑而与之。佛印取衲裙相报,并作两绝句以赠。苏轼作《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裙相报,次韵二首》答之:“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锦袍错落差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
元丰八年(1085)五月,苏轼得请归耕阳羡,船停留在瓜步(在今江苏六合),写信给佛印表示要前往金山寺访问,特地嘱付说:“不必出山,当学赵州上等接人。”佛印接到信后,亲自出山门迎接,苏轼笑着问他原因,佛印以诗答曰:“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三门见赵王。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苏轼抚掌称善。
苏轼告诉佛印,在江淮间受张方平委托,想印施《楞伽经》。佛印说:“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穷。”苏轼于是在金山报恩寺写经。中秋前后,尝登妙高台,应佛印之请,作诗。苏轼写完《楞伽经》后,佛印使侍者去钱塘请善士镂板。九月,《楞伽经》刻成,留存金山寺。
苏轼自以为自己不但精通儒家思想,对佛教所追求的戒、定、慧三学也有相当的了解。有一天,他挥毫题写了一首诗,命书童过江亲自交给当时镇江金山寺佛印禅师欣赏,诗云:“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苏轼想向佛印禅师表达,他虽然是一位入世的追求功名利禄的文人,但自从认识佛教以后,对人世间的各种顺逆境可以淡然处之。这诗的意境本是十分清高超脱,但以佛印禅师的慧眼看来,觉得苏轼依然俗气未了,因此佛印禅师看完苏轼派书童送来的诗句以后,写下了一个字装在信封里,并嘱咐书童将信亲手交给苏轼。
自从命书童将诗送给佛印禅师以后,苏轼心里一直在想,佛印禅师见到他的诗作,一定会有一番赞赏,但没有想到佛印禅师不但没有赞赏他,反而在回信中写了一个“屁”字,这让这位著名诗人大受打击,他气鼓鼓地乘船渡江到金山寺去与佛印禅师论理。佛印禅师早就料到苏轼会找上门来辩论,所以预先早已离开寮房。因此当苏轼走进金山寺,到佛印禅师的住处敲门,无人应答,只见门上有一张佛印留给他的字条。字条上写道:“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东。”这时,苏轼方才省悟到自己的定力修持,确实还未够功夫。事实证明,自己真的谈不上如诗句上所说的“八风吹不动”——能对于外界的一切毁、誉、称、讥、苦、乐、利、衰等八风,皆能不动于心。
哲宗即位,苏轼被召回朝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元祐四年(1089)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经过金山时再谒佛印,并在此小住。佛印所居之方丈地势高峻,名妙高台。苏轼写了《金山妙高台》诗赞美,诗曰:“我欲乘飞车,东访赤松子。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不如金山去,清风半帆耳。中有妙高台,云峰自孤起。仰观初无路,谁信平如砥。台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巉巉玉为骨,凛凛霜入齿。机锋不可触,千偈如翻水。何须寻德云,即此比丘是。长生未暇学,请学长不死。”诗歌既赞叹金山地势秀峻如东海蓬莱的仙山,又赞美佛印风姿俊逸,禅机锐利,才德出众,表示自己想从他学“长不死”之术。
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轼除翰林学士承旨,被召回京。三月于金山拜访佛印禅师,为之画壁。佛印写了《代玉师谢苏子瞻》诗:“海上仙翁归,童子言有客。身披一鹤氅,足曳双凫舄。控却大鹏头,踏着巨鳌脊。面带玉山气,手画龙泥壁。诸仙争进砚,一笑已投笔。其夜刮两眼,烧却犀一尺。”
佛印曾入京都,谒曹王赵颉,曹王将其名上奏朝廷,皇帝赐以高丽所贡磨衲袈裟,苏轼当时在京,为之写《磨衲赞》一首并撰序记此事,首先记述佛印发挥华严圆融思想说此袈裟每一针孔具有无量世界,佛的光明与“吾君圣德”广大无边,展转无尽,然后作赞戏之曰:“匣而藏之,见衲而不见师。衣而不匣,见师而不见衲。惟师与衲,非一非两,眇而视之,虮虱龙象。”这里,“龙象”比喻高僧大德。此赞以事事相即圆融思想表示袈裟与佛印相即不二,又以“虮虱龙象”来戏称虮虱即龙象,俗人凡夫即高僧大德。
苏轼仕路坎坷,绍圣元年(1094)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绍圣二年(1095)三月二日,卓契顺自宜兴徒步抵惠州,带来了苏轼长子苏迈及佛印的信,以表慰问。(事见《钱氏私志》)
东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远无人致书为忧。有道人卓契顺者,慨然叹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请书以行。印即致书云:“尝读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愿不遇知于主上者,犹能坐茂林以终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纵未得到如来地,亦可骖鸾驾鹤,翱翔三岛,为不死人,何乃胶柱守株,待入恶趣。昔有问师∶‘佛法在什么处?’师云∶‘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尿处,没理没会死活不得处。’子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到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聪明要做甚么?三世诸佛则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佛印在信中对苏轼“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表示感慨,劝他将过去“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
佛印于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一月四日圆寂,享年六十七岁。朝廷赐号“佛印禅师”。翰林学士蒋之奇(1031-1104)为他撰写墓碑。

与参寥的交往

苏轼在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僧人是参寥(号参寥子)。在苏轼的诗文中,参寥子出现36次,参寥出现110次。
参寥(1043-1106),本姓何,名昙潜,号参寥子,赐号妙总大师,杭州于潜(今浙江临安)浮溪村人。大觉怀琏弟子,云门宗下五世。他比苏轼小六岁,生于庆历二年(1043),自幼出家,经藏、文史无所不读,善写文章,尤喜作诗。
参寥从小就厌荤食素,出家后,诵《法华经》而得度僧籍,得法名“昙潜”(苏轼将他的名字改为道潜),字“参寥”,大家都尊称他为“参寥子”。参寥文学造诣极深,其诗清丽可爱,超群脱俗,为宋诗僧之翘楚,在诗坛享有盛名,后人把他的诗编成《参寥子诗集》,计有十二卷之多。
《冷斋夜话》卷六《东坡称道潜之诗》云:东吴僧道潜,有标致。尝自姑苏归湖上,经临平,作诗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苏轼赴官钱塘,过而见之,大称赏。已而相寻于西湖,一见如故。
苏轼对参寥的诗才特别赏识,经常和他吟咏唱和,互相切磋。而参寥也时常追随苏轼,两人成了文学上的知音密友。
元丰元年(1078),苏轼移知徐州(古称彭城,今江苏徐州),参寥子曾专程从余杭前来拜访呈诗。《参寥子集》卷三载有《访彭门太守苏子瞻学士》,中有称赞苏氏父子三人的诗句:“同时父子擅芳誉,芝兰玉树罗中庭。风流浩荡摇江海,粲若高汉悬明星。”苏轼作《次韵僧潜见赠》以答,称赞道潜诗及其为人。从此两人诗词唱和,成为莫逆之交,往来十分密切。
《宋稗类钞》里记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苏轼在徐州做太守时,参寥尝往见之。一日,宾朋同僚聚会,苏轼当众说:“今天参寥不留下点笔墨,令人不可不恼。”遂遣官妓马盼持纸笔向参寥索诗。参寥意走神驰,一挥而就,口占一绝:“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苏轼见之大喜:“我尝见柳絮落泥中,私谓可以入诗,偶未曾收拾,遂为此人所先,可惜也。”此诗一出,一座大惊,参寥从此名闻海内。
不久,参寥要离开徐州,苏轼写了一首《送参寥师》诗送他,诗云: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
剑头唯一吷,焦谷无新颖。
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
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
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
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
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
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
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

这首诗开头几句写参寥身入佛境,百念俱枯,但诗句却清警彪炳,颇为出色。接着引韩愈论草书为例,说韩愈认为,创作并不是要摒却世间万事万物,而是由于心有不平之气,诉诸笔端,才有像狂草张旭那样高超的书法艺术。“颇怪浮屠人”几句是苏轼对参寥的心如丘井、摒却万事感到奇怪,如是那样,谁还能在创作中抒发豪猛之情呢?但仔细想来,参寥的创作也有道理,真正的技巧也是真实思想感情的表现。从“欲令诗语妙”以下,苏轼提出了他的著名论诗观点:要使诗写得好,一是要空,二是要静。唯其静,才能把握世间各种动态;唯其空,才能容纳世间万般景象。同时,要写好诗,还要深入现实生活,即“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最后几句则是认为参寥的诗有咸酸不同的风格,受到众人喜爱,诗有含蓄不尽的味道,认为诗歌和佛法两不相妨,请参寥师考虑。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轼的创作思想。
苏轼移知湖州时,参寥曾与秦观(字太虚)一同前去探望。
元丰三年(1080),四十五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坐了四个多月的牢,后被贬谪黄州。参寥与王巩、颜复、陈襄等29人因收有苏轼的讥讽文字而被调查审问。参寥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责令还俗。那一年,他才三十八岁。
苏轼被贬谪黄州时,曾给参寥写过一封信,信中说:
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

——《与参寥子二十一首之二》

元丰六年(1083)三月,参寥自杭州不远千里来黄州看望苏轼,老朋友见面,悲喜交集,苏轼将其安排在雪堂与巢谷一起居住。他们一起吟诗作文,一起观赏山水景色。这种情谊超越世间政治忌讳和利害得失之上,所以尤显得难能可贵,令苏轼十分感动。
苏轼了解了参寥因“乌台诗案”被革除僧籍,于是将参寥的出家原名“昙潜”改为“道潜”。从此以后,“道潜”这个名字渐渐被人知晓,而参寥的原名“昙潜”却渐渐为人淡忘。
一天,苏轼与参寥、巢谷一起过江游武昌西山,沿途诗歌唱和,心情愉快。当晚,苏轼在临皋亭做了一个梦,梦见参寥手携一轴诗自雪堂而来。苏轼从梦中醒来,对参寥《饮茶》一诗中的两句记得非常清楚,也记得在梦中还对诗中的“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提出质疑。根据这一梦中问答,苏轼作了《记参寥诗》短文一篇,文中说:
昨夜梦参寥师手携一轴诗见过。觉而记其《饮茶》诗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梦中问:“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云:“俗以清明淘井。”当续成一诗,以记其事。
参寥来黄州之前,苏轼曾以黄州聚宝山的“怪石”二百九十八枚供养庐山佛印大师,并作《怪石供》一篇。在参寥来到黄州之前后,苏轼又喜得“怪石”二百五十枚。一天,苏轼与参寥闲谈,说到佛印大师准备将《怪石供》刻之石上,以飨同好一事,苏轼问参寥说:“这些怪石是怎么来的?是我用烙饼从小孩子手中换来的。用能吃的东西换没用的东西,我已经足够可笑的了,可是他又在上面刻字。如今用烙饼供给佛印,佛印肯定不会再刻字。怪石与烙饼有什么区别?”参寥回答说:“是啊。上供的人,怀着一种幻想;接受怪石的人,也怀着一种幻想;在怪石上刻言论的人,同样怀着一种幻想。失去这种幻想是不是可以呢?”他举起手来对苏轼说:“拱起这个手势向人作揖,人没有不高兴的;可是伸出这两个手指头骂人,人没有不愤怒的。同是这双手,而得到的喜怒有很大差别,世间的事没有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明白了拱手和指点都是一种幻觉,那么喜和怒虽然还是如此,但是就可以不为其困惑。至于他刻不刻字,就是无所谓的事。”苏轼听了参寥的话,知道参寥亦有心得石,于是笑着问道:“您是不是也想要啊?”参寥未置可否。苏轼于是将二百五十枚“怪石”用两盘装着,将其供参寥,并作《后怪石供》一篇相赠:
苏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诸石。苏子闻而笑曰:“是安所从来哉?予以饼易诸小儿者也。以可食易无用,予既足笑矣,彼又从而刻之。今以饼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与饼何异?”参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适而不可。”举手而示苏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异,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诚知拱、戟之皆幻,则喜怒虽存而根亡。刻与不刻,无不可者。”苏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盘云。
元丰七年(1084)五月,神宗亲书诏令,量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眼见苏轼即将离开黄州,东奔西走,忙里忙外,参寥不想再给老朋友增加额外负担,欲先行一步。回首在黄州与苏轼相处一年多的欢乐时光,参寥于感慨万千中作《留别雪堂呈子瞻》诗抒怀:

策杖南来寄雪堂,眼看花絮又风光。
主人今是天涯客,明日孤帆下渺茫。

苏轼理解参寥此时的惆怅情怀,自忖再会不知何日,他希望参寥能多陪自己几天,于是次韵小诗一首,以“和参寥”为题:

芥舟只合在坳堂,纸帐心期老孟光。
不道山人今忽去,晓猿啼处月茫茫。

诗写作者因雪堂而联想到自己的处境,他不慕富贵浮名,只想与王闰之过着夫耕妻蚕、吟诗作文的隐居生活。谁知圣旨来得如此突然,导致参寥决意急速离去,未来的境况真让人感到凄凉心酸。
参寥深知苏轼此时的心情,他又何尝不想与老朋友多聚几日,于是改变主意,与苏轼一起离开黄州,并一直送到九江,才与苏轼话别。
元祐四年(1089)七月,苏轼出知杭州。十月,参寥初入西湖畔的智果院任住持。苏轼率宾客十六人相送,各赋诗一首,参寥亦赋。智果院有股从石缝之间流出的清洌泉水,甘冷宜茶。苏轼携客经常乘舟泛湖来此游玩,汲泉钻火以烹茶。某日在饮茶之余,苏轼若有所思,忽然忆起在黄州时梦中所作的诗句“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元祐五年(1090)二月二十五日,苏轼为孤山智果院题梁,参寥入居智果院。第二天,苏轼与王瑜、刘季孙、周焘等人访参寥、清顺。二十七日,苏轼再访参寥,书参寥所作寒日清明诗。
元祐六年(1091),苏轼由杭州太守被召为翰林学士承旨,他去到智果寺,与参寥告辞。参寥取新茶,钻火煮泉招待苏轼。苏轼为之写了《参寥泉铭》:“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伟哉参寥,弹指八极。退守斯泉,一谦四益。余晚闻道,梦幻是身。真即是梦,梦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神,实弊汝神。”参寥以诗作答。
苏轼离杭时写了一首《八声甘州》赠给参寥。词曰: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这首词,表现了两人深厚的友情,同时也抒写了出世的玄想,表现出巨大的人生空漠之感。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向往出世却又执着于友情,读来毫无颓唐、消极之感,但觉气势恢宏,荡气回肠。
苏轼再次入朝为官后,曾为参寥子从朝廷得赐紫衣和师号的事进行活动,托挚友、外戚王晋卿(王诜)帮助。直到他再次遭贬,元祐八年(1093)出知定州时经“吕丞相”(吕大防)上奏,参寥子才得以赐号“妙总”。苏轼从此在诗文中常称参寥子为“妙总大师参寥子”、“妙总师参寥子”、“参寥子妙总”等。
苏轼贬居惠州时,参寥子还打算往访,苏轼去信力加劝阻才罢。参寥子因受牵连而被迫还俗。然而他与苏轼依然保持书信往来,苏轼常向他诉说自己的生活情况,也写诗文托人转给他。在苏轼被赦北归途中,从朋友钱济明来信中得知参寥子重新落发为僧的消息,为之庆幸。参寥子得知苏轼北归已过岭北十分兴奋,写诗《次韵东坡居士过岭》,中有“造物定知还岭北,暮年宁许丧天南”,“他日相逢长夜语,残灯飞烬落毵毵”等语。苏轼回来后,在重病中也不忘给参寥子写信。
苏轼与参寥子交往前后将近三十年,对他十分了解。他曾写《参寥子真赞》,对参寥子作了相当全面的评价,说:“维参寥子,身寒而道富。辩于文而讷于口。外尪柔而中健武。与人无竞,而好刺讥朋友之过。枯形灰心,而喜为感时玩物不能忘情之语。此余所谓参寥子有不可晓者五也。”描述的是一个有长处,有短处,富有感情的活生生的诗僧形象。
参寥子对苏轼既有敬仰之情,也有师生之谊。苏轼去世后,他写有感情悲切而深沉的《东坡先生挽词》,由十四首诗组成。其中的“经纶等伊吕,辞学过班杨”,“博学无前古,雄文冠两京。笔头千字落,词力九河倾”,是写苏轼的旷世之才;“初复中原日,人争拜马蹄。梅花辞庾岭,甘溜酌曹溪”,写苏轼被赦北归受到世人欢迎和参访南华寺的情景;“当年吴会友名缁(大觉、海月、辩才),尽是人天大导师。拔俗高标元自悟,妙明真觉本何疑。篮舆行处依然在,莲社风流固已衰。他日西湖吊陈迹,断桥堤柳不胜悲”,写苏轼当年在杭州佛教界结交的尽是高僧大德,他自己本具超凡的悟性,而现在人去物在,必将使后人睹景伤情。
据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参寥子于宋徽宗政和(1111-1117)年间“老矣,亦还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与常总的交往

常总(925-1091),俗姓施,剑州尤溪(在今福建)人。十一岁出家,曾师从慧南,“二十年之间凡七往返”,受到慧南的称赞,在丛林间逐渐出名。熙宁三年(1070),即慧南去世的第二年,他应知洪州的荣谨聘请为靖安县泐潭禅寺的住持。
元丰三年(1080)四月,经提点寺务司官员的上奏,朝廷决定将相国寺的东西两序的院舍统合改建为八区,以其中六区为律院,东西两区为禅院,并赐祠部牒200份和改建经费。同年,降诏洪州,命将庐山原属律寺的东林寺改为禅寺。当时知洪州的是观文殿学士王韶(1030-1081),他原想请已退居黄龙晦堂的祖心出任东林寺住持,然而祖心推辞,推举常总代任。常总得讯后连夜逃走,王韶下令各地全力查找,最后在新淦县的一个山谷中将他找到,他无奈之下应请到东林寺任住持。
元丰六年(1083)七月,相国寺改建完成,诏赐东侧的禅院为慧林禅院,西侧的为智海禅院,尚书礼部官员命开封净因禅院住持道臻负责在全国丛林中为这二寺选择住持。道臻推举苏州瑞光寺宗本(云门下五世)、东林寺常总分别为慧林、智海寺住持。然而常总以病辞不赴,诏“勿夺其志”,并赐给袈裟和“广惠”的师号。常总在丛林中威望很高,远近前来投师者很多,门下弟子常达700多人。“天下学者从风而靡,丛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元祐三年(1088)经徐王(赵颢)奏请,赐常总以“照觉禅师”之号。常总住持东林寺长达十二年,在僧俗信众的大力支持下将寺院进行扩建,并设置经藏,从此东林寺成为庐山最大的一座禅寺。
元丰七年(1084),苏轼量移汝州团练副使。四月,苏轼离开黄州到筠州探望苏辙之前,先过江至庐山游览。庐山有很多著名禅寺,如开先寺、栖贤寺、圆通寺、归宗寺、兴龙寺等,坐落于山峦形胜之间。山间僧俗听闻苏轼到来,皆表示欢迎。苏轼游玩十余日,见山谷奇秀,目不暇接,以为绝胜不可描述,于是决定不作诗。
这一天,苏轼游览开元寺,有人把陈令举的《庐山记》推荐给苏轼看,苏轼一边走一边看,见其中议论徐凝、李白的诗歌,不觉发笑。旋入开元寺,应主僧之请作七言绝句一首。(事见《东坡志林·记游庐山》)诗云:

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辞。
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又作五言诗《开先漱玉亭》一首。

高岩下赤日,深谷来悲风。
擘开青玉峡,飞出两白龙。
乱沫散霜雪,古潭摇清空。
余流滑无声,快泻双石谼。
我来不忍去,月出飞桥东。
荡荡白银阙,沉沉水精宫。
愿随琴高生,脚踏赤鯶公。
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

苏轼之父苏洵(1009-1066)在庆历五年(1045)赴汴京举进士不中,回途经浔阳游庐山,曾参访圆通寺与云门宗禅僧居讷(1010-1071)谈论佛法。苏轼在此时也到圆通寺参访,特写《宝积献盖颂》诗赠给住持仙长老,其中有“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之句。他又参访栖贤寺,写五言诗《栖贤三峡桥》一首。
苏轼在庐山期间最后参访东林寺,参谒东林总长老常总禅师,并住宿在兴龙寺。夜间,他与常总禅师谈论禅法,对常总所说的禅理进行参究,有所省悟。黎明,他将悟境以诗偈写出献给常总,曰: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诗中的“广长舌”原是指佛的“三十二相”之一,谓佛之舌广而长,柔软红薄,能覆面至发际,也用以指佛开口说法的形象;“清净身”是指法身;“八万四千偈”是指无量的佛法,偈是佛经文体之一,一般有韵,佛经原典常用偈颂的多少计经文篇幅的大小,如说般若类经典“多者云有十万偈,少者六百偈”,《大涅盘经》的“胡本”有二万五千偈等。苏轼的诗意为:既然无情能够说法,那么山峦秀色皆是佛的清净法身的显现,山间小溪潺潺的流水声也意味着是佛在说法,可是对昨夜山川宣说的无量佛法,以后如何向别人转述呢?
在常总的陪同下,苏轼游览了西林寺,触景生情,写下了著名的《题西林壁》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身在庐山,看到的是庐山千姿万态的景色,然而若要看清庐山的真面目,还要走出庐山。诗中有画,诗中蕴含哲理:只有走出局部才能认识事物的整体,超越现象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深入体悟,也许此诗另有所寓。惠洪《冷斋夜话》卷七《般若了无剩语》载,黄庭坚看到此诗,评论道:“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哉!”
古来禅宗史书皆将苏轼看作是常总的嗣法弟子,实际上未必如此。从他与禅僧的关系看,他与云门宗僧云居佛印的情谊最深。然而他也确实对东林常总怀有很深的敬意。他在看了常总的画像后所写的《东林第一代广惠禅师真赞》,对常总评价很高。文曰: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顾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人于道亦未也,特以义重而身轻。然犹所立如此,而况于出三界,了万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应物而无情者乎?
堂堂总公,僧中之龙。呼吸为云,噫欠为风。且置是事,聊观其一戏。盖将拊掌谈笑不起于坐,而使庐山之下,化为梵释龙天之宫。
苏轼认为常总已经达到超离三界,了悟诸法真谛,超越生死的局限,虽顺应世间万物却又不受俗情制约的境界,是世间尚未入“道”(此实指佛道)的忠臣、勇士所不能比的。他甚至把常总形象地比作僧中可以呼风唤雨的龙,将他主持扩建的东林寺比做天宫、龙宫。
苏轼入朝任官后,与常总也有书信往来。常总曾派人给他赠送茶叶,请他书写《东林寺碑》,并告诉他自己患臂痛。苏轼回复常总的信现存两封,他在信中向常总介绍了医治臂痛的药方,从信中语气看,他尚未动笔书写碑文。
元祐六年(1091)九月,常总令人鸣鼓集众,结跏趺坐说偈曰:“北斗藏身未是真,泥牛入海何奇特。个中消息报君知,扑落虚空收不得。”言毕溘然离世,年六十七。弟子将他安葬于雁门塔之东。

与其他僧人的交往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杭州自吴越以来就是佛教兴盛之地,高僧云集,苏轼在此结交了许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高僧。
苏轼在《祭龙井辩才文》中曾提到:“我初适杭,尚见五公。讲有辩、臻,禅有琏、嵩。”(《佛祖统纪》卷十一)这里的“辩”,指海月法师慧辩和辩才法师元净,二人同为天台明智德韶大师的弟子;“臻”指天台梵臻,为知礼高足;“琏”即大觉怀琏;“嵩”即明教契嵩。
苏辙《天竺海月法师塔碑》云:“余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曰海月,一曰辩才,皆事明智韶法师,以讲说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为讲说所缚。吴越多禅众,闻其言者皆曰:说教如是,是亦禅也。故吴越之人归之,与佛、菩萨无异。熙宁中,予兄子瞻通守余杭,从二公游,敬之如师友。”
慧辩(1014-1073),“字讷翁,华亭傅(富)氏,号海月,受业普照。初游学天竺”。在杭州天竺寺传法。仁宗时知州沈遘任他为杭州都僧正。“凡讲授二十五年,往来千人,得法者甚众。”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与他接触较多,情谊很深。
“熙宁六年七月十七日(实为十月),慧辩旦起盥濯,告众就别,合掌跏趺而化。”慧辩之将寂也,使人邀苏轼入山。苏轼因事不能往,慧辩遗言:“须待子瞻至乃阖棺。”慧辩圆寂后,“既寂四日,而子瞻至,发棺视之,肤理如生,心顶温然,惊叹出涕”。苏轼为其作《海月辩公真赞并引》和《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以悼。
在《海月辩公真赞并引》中,苏轼回忆当年在杭州任通判时对慧辩法师的印象及与他交往的心境:“予通守钱塘时,海月大师惠辩者,实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见愠喜,而缁素悦服。予固喜从之游。时东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予方年壮气盛,不安厥官。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赞词中还有:“人皆趋世,出世者谁?人皆遗世,世谁为之?爰有大士,处此两间。非浊非清,非律非禅。惟是海月,都师之式”,把慧辩看作是超越于世、出世和禅、律之上的高僧。
《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中有“安心好住王文度,此理何须更问人”之句,可见苏轼之喜禅,是为了求净心。现实世界带给他无穷的苦闷和烦恼,在佛教中,他找到了摆脱这些苦闷和烦恼的方法,对人世进行超然的冷静观察,从而对一切苦难都无所挂碍,无所顾念,跳出矛盾纠缠之外,达到物我两忘、心泰神宁的妙境。
辩才(1011-1091),名元净,字无象,俗姓徐,杭州于潜人,嗣法于遵式。他十岁出家,习天台之教,博闻强记,容仪清雅。十八岁就学于杭州天竺寺慈云师,后移至南山龙井,虽讲天台教义,然而尤重西方净土法门。二十五岁朝廷曾赐紫衣及“辩才大师”的称号。辩才驻锡杭州天竺观音道场,苏轼对他与慧辩一样“敬之如师友”。“杭有辩才,道俗所共依仰,盖一时盛事。”苏辙在《杭州龙井院讷斋记》中记载:“钱塘有大法师曰辩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吴越。吴越人归之如佛出世,事之如养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
苏轼《秦太虚题名记》云:“元丰二年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道杭,东还会稽。龙井有辩才大师,以书邀余入山。”“始予与辩才别五年,乃自徐州迁于湖。至高邮,见太虚、参廖,遂载与俱。辩才闻予至,欲扁舟相过,以结夏未果。”
元丰七年(1084)五月十九日,苏轼在慧日院作《跋太虚辩才庐山题名》云:“太虚今年三十六,参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辩才七十四,禅师(大觉禅师)七十六矣。此吾五人者,当复相从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叹也。”
朱弁《风月堂诗话》云:“辩才大师梵学精深,戒行圆洁,为二浙归重。当时无一语文章,一日忽和参寥寄秦少游诗,其末句云:‘台阁山林本无异,想应文墨未离禅。’”苏轼见之,遂作《书辩才次韵参寥诗》:“岩栖木食已皤然,交旧何人慰眼前。素与昼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圆。当年步月来幽谷,拄杖穿云冒夕烟。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未离禅。”并题其诗后云:“辩才作此诗时,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学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而参寥与吾辈诗,乃如巧人织绣耳。”对辩才之诗风大加赞赏。
苏轼两次莅杭,多与辩才交游。苏轼在《辩才大师真赞》中说“余顷年尝闻妙法于辩才老师”,可见苏轼曾从他听过佛法。在黄州时他写到自己与辩才的交往:“予方年壮气盛,不安厥官。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可见辩才对血气方刚的苏轼心灵上有多大的排解和慰抚。“轼平生与辩才道眼相照之外,缘契冥符者多矣。”(《跋旧与辩才书》)苏轼有《闻辩才法师复归上天竺,以诗戏问》、《祭龙井辩才文》、《跋旧与辩才书》、《秦太虚题名记》、《跋太虚辩才庐山题名》、《辩才大师真赞》等皆为辩才而撰写;又《偶于龙井辩才处得歙砚,甚奇,作小诗》、《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余往见之……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与辩才禅师六首》、《书辩才次韵参寥诗》、《卓锡泉铭》等诗文与辩才亦皆有涉。
辩才曾为苏轼的儿子苏迨治好了腿病,使其能行走。苏轼在《赠上天竺辩才师》一诗中说:“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坐令一都会,男女礼白足。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四岁不知行,抱负烦背腹。师来为摩顶,起走趁奔鹿。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何必言法华,佯狂啖鱼肉。”
后来苏轼又为苏迨向佛门请过赎:“某向与儿子竺僧名迨于观音前剃落,权寄缁褐,去岁明堂恩,已奏授承务郎,谨与买得度牒一道,以赎此子。”(《与辩才禅师六首之二》)
元祐六年(1091),八十一岁的辩才圆寂于寿圣院。弟子为其建塔墓,请苏轼为其塔作铭。当时苏轼在知汝州任上,即把作铭之事转托子由(苏辙)。他说:“吾固知师矣。予弟子由虽未尝识师,而其知师不在吾后。吾为汝请。”辙以公命不敢辞,为作《龙井辩才法师塔碑》。苏轼自己则写了著名的《祭龙井辩才文》。苏轼在《祭龙井辩才文》中,表明了自己的儒、释、道观点:“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虽大法师,自戒定通。律无持破,垢净皆空。讲无辩讷,事理皆融。如不动山,如常撞钟。如一月水,如万窍风。八十一年,生虽有终。遇物而应,施则无穷。”根据事理圆融的观点,不但佛教各宗,就是儒释道各家也都有其价值,共同汇合到真理的大海里。
苏轼《与参寥子二十一首》其六云:“辩才遂化去,虽来去本无,而情钟我辈,不免凄怆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银二两,托为致茶果一奠之。”可见苏轼与辩才交往情深义重。
梵臻,原名有臻,号南屏,钱塘人,嗣法于四明知礼,以善《法华玄义》等天台教籍著称,崇宁中追谥称“实相禅师”。南屏梵臻当时驻锡杭州上天竺寺,后迁金山寺,再后为南屏山兴教寺住持。苏轼在熙宁七年(1074)于杭尝游六和寺,在寺后观金鱼池。“东坡初来杭,与师最厚。”(《佛祖统纪》卷十二)苏轼有《九日寻阁梨遂泛小舟至勤师院二首》,其中有“南屏老宿闲相过,东阁郎君懒重寻”之句。
怀琏(1009-1090),字器之,漳州陈氏子。嗣泐潭、怀澄,青原下十四世。事师圆通居讷,与苏轼之父苏洵为师兄弟,是苏轼在杭州期间结识的禅僧,两人后来成了莫逆之交。皇祐时,大觉禅师怀琏以禅宗大振京师,诏住净因禅院,赐号“大觉禅师”。大觉禅师“学外工诗,舒王少与游”,在皇室和亲贵间广泛活动,后来到金山和明州育王山隐居。大觉禅师留住东京净因禅院甚久,尝作偈进呈,乞还山,曰:

千簇云山万壑流,闲身归老此峰头。
殷勤愿祝如天寿,一炷清香满石楼。

苏轼的《与大觉禅师琏公书》、《与大觉禅师一首》,就是为布施父亲苏洵所藏禅月贯休大师手绘水墨十八罗汉真迹而写的。又有《宸奎阁碑》,是为广利寺中怀琏收藏皇帝所赐颂寺诗十七首的宸奎阁所写的碑文。他在这篇文章中称赞了怀琏提倡的三教合一思想,说:“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
苏轼为怀琏禅师作有《与宝觉禅老二首》、《与宝觉禅师二首》、《与宝觉禅老》等诗。他在《祭大觉禅师文》中充满对禅师的祭奠与怀念,“具位苏轼,谨以香花蔬果,致奠故大觉禅师器之之灵”。
契嵩(1007-1072),也称佛日契嵩,佛日是号,字仲灵,自号潜子,为云门宗洞山晓聪(?——1030)法嗣,藤州镡津李氏子。七岁出家,十三岁得度,十四岁受具足戒,十九岁圆具游方。与苏洵同乡,因苏洵好佛习禅,两人早就认识。契嵩文笔锦锈,著有《辅教编》、《原教论》、《禅门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九卷、《传法定宗论》二卷、《镡津集》(镡津在今广西藤县,为契嵩故里)二十卷等,盛行于世,深得仁宗赏识,赐号“明教大师”。
苏轼通判杭州的第二年契嵩即去世,他们之间的交往不多。但契嵩名望甚隆,苏轼对他十分敬重。契嵩熙宁五年(1072)圆寂于杭州灵隐寺,时寿六十六载。“契嵩没于杭,火葬讫,不坏者五物,睛、舌、鼻、耳毫、数珠。”苏轼的《与圆通禅师四首》、《与祖印禅师》、《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等均提到契嵩。
苏轼在《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中回忆说:“契嵩禅师常瞋,人未尝见其笑。海月慧辩师常喜,人未尝见其怒。予在钱塘,亲见二人,皆趺坐而化。……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瞋喜作佛事”是说喜也可作佛事,怒也可作佛事,佛事尚可瞋喜作之,人事当然也可瞋喜作之。苏轼晚年亦颇有瞋喜作佛之状,其率性之本也许是受了契嵩和慧辩的熏染。
“钱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苏轼曾说:“默念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东坡志林》卷二),此非夸夸其谈之辞。苏轼一生结交了怀琏、佛印、道潜、清顺、守诠、仲殊、道臻、可久、垂云、思聪(琴聪、闻复、惠聪)、道通(惠通、宣秘)、惠净、惠勤、惠思、惠觉、宗本、维琳、修颥、善本(法涌)、怀立、澄慧、道荣、圆照(元明)、楚明(明老)、思义、净慧、如照、宝觉、法真、守钦、智仙、觉海、石塔戒、法颖沙弥等僧友。另有海常、常总(广惠)、慧洪、惟肃、惟贤、法言、法明、可遵、可仙(仙公)、法泉(佛慧)、法通、隔世、净慈、清凉和、惟浞、昙秀(法芝)、法秀、重辩等60多位方外之友,苏轼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苏轼喜欢与佛教高僧交游,对佛经有精深的研究,他的一生都与佛禅有着密切的联系。佛禅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使他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对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本质都有了更深的领悟,这有助于他以超脱的心态战胜人生的苦难。
【相关资料】
1.佛印禅师,法名了元,饶州人。公久与之游,时住持润州山寺。公赴杭过润,为留数日。一日,值师挂牌与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见之。师云:“内翰何来?此间无坐处。”公戏云:“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师曰:“山僧有一转语,内翰言下即答,当从所请。如稍涉拟议,所系玉带愿留以镇山门。”公许之,便解玉带置几上。师云:“山僧四大本无,五蕴非有,内翰欲于何处坐?”公拟议未即答,师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带,永镇山门!”公笑而与之。师遂取衲裙相报。因有二绝,公次韵答之云:“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王十朋集注引师民瞻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