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愿一识苏徐州——苏轼与苏门四学士 :

人生异趣各有求,系风捕影只怀忧。
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

——节选自秦观《别子瞻》

高邮秦观塑像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文坛的领袖,在当时的文坛享有很高的声望,与之交游或接受他指导的人很多。在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苏轼最欣赏、最看重的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元丰五年(1082)二月,苏轼在《答李昭玘书》中说:“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因为这四个人都游学于苏轼门下,都曾得到过苏轼的赏识、指导和荐拔,所以被人们称为“苏门四学士”。
“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都得到过苏轼的垂青、赏识和指导,受到过他的文学影响,但苏轼与四学士在各自领域发展,最终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四学士受苏轼影响的程度也有差别,他们造诣各异,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
苏轼和“苏门四学士”的文学交往,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千秋佳话。

苏轼与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早年受知于苏轼,是“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他的诗自创流派,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与苏轼并称“苏黄”。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流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豫章黄先生词》。黄庭坚书法精妙,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
苏轼与黄庭坚的交往,是从品评诗文开始的。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苏轼时任杭州通判,受差去湖州办事。湖州太守孙觉(字莘老)是苏轼的故交。孙觉也是黄庭坚的岳丈,黄庭坚年轻的时候游学淮南,孙觉爱其才,不仅“馆我甥室,饮食教诲;道德文章,亲承讲画”(《祭外舅孙莘老文》),而且还将女儿兰溪许配给他。孙觉于仁宗嘉祐年间在京编校昭文书籍时,就已结识苏轼,英宗治平年间苏轼直史馆,两人交往益厚。宋神宗熙宁中,孙觉因言事被“黜知广德军,逾年,徙湖州”(王偁《东都事略》卷92《孙觉传》)。苏轼则因与变法派政见不合,乞放外任,通判杭州。此次孙觉与苏轼在湖州相聚,故友相逢,欣喜万分。款叙之余,孙觉将黄庭坚的诗文拿出来给苏轼看,求其指教,且云:“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苏轼阅后,“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且“观其文以求其为人”,知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对黄庭坚的文风与品格大加赞赏。孙觉便请苏轼为其扬名,苏轼大笑:“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去接近别人,别人也会主动接近他,逃名而不可得,哪里用得着我为他扬名?”
熙宁十年(1077),苏轼自密州将赴河中,正月经青州至济南,齐州太守李常迎而款叙多日,并同游大明湖。苏轼与李常是至交,“皆以论新法摈黜远外,意好最厚”(施元之《苏轼诗集》卷16引)。李常“神宗初,为右正言,力诋新法”,出判滑州,后徙鄂州、湖州、齐州等地。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九月离杭赴任密州,途中曾携张先等专访李常于湖州任上,唱和颇多,相得甚欢,至密州仍诗文往来不绝。此次经过济南,旧友重逢,喜不自胜,苏轼作《至济南……》诗回忆前事,且云:“到处逢君是主人”。盘桓期间,李常拿出外甥黄庭坚的诗文求正苏轼,且对黄庭坚为人多所议论。苏轼在《答黄鲁直》书中云:“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黄庭坚自幼就甚得舅父喜爱,十四岁父亲逝世,次年就跟李常游学淮南,随侍左右,学业大进。李常对黄庭坚的秉赋个性知之最细最深,既出其诗文求正苏轼,言及其为人乃自然之事。由于黄庭坚舅父李常的介绍和推引,苏轼对黄庭坚诗文及人品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元丰元年(1078)春末夏初,苏轼收到了黄庭坚自北京(大名府)投寄的《上苏子瞻书》与《古诗二首上苏子瞻》。黄庭坚《上苏子瞻书》首先从正面表达了自己“齿少且贱”,对苏轼仰慕已久而不能随侍左右的心情,继而对苏轼的高才大德表示敬重钦慕,然后以婉转的笔墨表述了自己不同流俗的品格。信中还言及仰慕苏轼由来已久,并对自己“未尝及门”而得到推扬汲引表示感激。信中还表达了欲师事之意,执礼谦恭。
黄庭坚的书信直言正达,他的赠诗却托物隐喻,委婉含蓄:

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
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
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
古来和鼎实,此物升庙廊。
岁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黄。
得升桃李盘,以远初见尝。
终然不可口,掷置官道旁。
但使本根在,弃捐果何伤?

——《古诗二首上苏子瞻》其一

青松出涧壑,十里闻风声。
上有百尺丝,下有千岁苓。
自性得久要,为人制颓龄。
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
医和不并世,深根且固蒂。
人言可医国,何用太早计?
小大材则殊,气味固相似。

——《古诗二首上苏子瞻》其二

第一首言师从之心。通篇以江梅为喻,写师事之愿,情意迫切而又高雅却俗。同时也表达了仰慕思念的迫切执着和趋拜恨晚的遗憾。
第二首言交友之意。作者通过描述与评论青松,传达出对苏轼的崇拜敬仰之情。又以小草自况,言有远大志向,愿与青松平生相依,结为至友。结尾将青松与小草相比较,认为材之大小悬殊而气味却相近相似,从而揭示诗歌主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收到黄庭坚的投书与赠诗后,苏轼“喜愧之怀,殆不可胜”,几个月后,写了答书并作了和诗。苏轼答书首先回忆了两次闻知黄庭坚的情形与感觉,继而对投书赠诗表示逊谢,并且描述了阅书的心态,同时说明了“裁答甚缓”的原因。然后议论赠诗,说他“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又赞美他的《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而某非其人也”。(《答黄鲁直书》)全书将黄庭坚视作故交挚友,推扬汲引,如恐不及,德风仁意,充溢其间。苏轼和诗亦托物吟讽,趣如原作,而尤其挥洒自如,意境开阔,含纳丰厚。

嘉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
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
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
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
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
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
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旁。
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其一

空山学仙子,妄意笙箫声。
千金得奇药,开视皆豨苓。
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
今君已度世,坐阅霜中蒂。
摩挲古铜人,岁月不可计。
阆风安在哉,要君相指似。

——《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其二

苏轼的第一首从评论黄庭坚及其境遇入手,既正面推许,以“嘉谷”、“蟠桃”相喻,又反面衬托,用“稂莠”、“飞蚊”对比,同时还自况“苦李”,谦称逊谢。作者自释此篇云,起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胜君子,如稂莠之夺嘉谷”,其下“意其君子小人进退有时,如夏日蚊虻纵横,至秋自息。比黄庭坚为蟠桃,进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皆小人也”(杨庆存《苏轼与黄庭坚行谊考》)。纵观全篇,既有对黄庭坚的称赏,又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既有热忱的鼓励和期待,又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抨击。
第二首主要针对原诗的赞颂表示谦谢并视为至友。起二句先言自己有出世脱俗的愿望,以示与黄庭坚“超逸绝尘”之气味相似;次说自己枉负虚名,“千金”二句意谓无须寄望过高;其下则将黄庭坚比作安期生、蓟子训,安氏“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蓟氏度世多年,“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人共摩挲铜人”,作者用这两个典故隐喻黄庭坚遗世脱俗,恬淡无欲,自可延寿;尾二句以要去仙人居住的昆仑之巅,说明自己见贤思齐、遗世脱俗的决心,婉转地表达了同心为友的意愿。
黄庭坚秋末自卫州考试举人回到大名府,户曹郑谨将苏轼寄来的答书与和诗转交给黄庭坚。黄庭坚阅后对苏轼的奖拔推誉表示感激,并决心“勉奉鞭勒,至于胜任而后已”(《与苏子瞻书》)。从此,黄庭坚正式成为苏轼的门下士。苏黄订交后,诗书往来,酬唱赠答,友谊不断发展。
时隔不久,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苏轼抵湖州任所,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系御史台监狱,受审期间,他有意保护黄庭坚,“不说曾有黄庭坚讥讽文字等因依”(朋九万《乌台诗案》)。黄庭坚在大名府得知苏轼系狱消息,既焦急又愤慨,一方面为苏轼受人谗陷而愤慨不平,一方面也为自己人微言轻无力援救而忧心如焚,且意识到自己恐怕也难逃此劫。“乌台诗案”结案后,苏轼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贬谪黄州,黄庭坚也受牵连被罚铜二十斤。后来,苏轼在写给司马光的信中说:“某以愚昧获罪,咎自己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虽高风伟度,非此细故所能尘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尔。”(《与司马温公五首之三》)
元丰三年(1080)春初,苏轼赶赴黄州贬所,二月至黄州,即杜门谢客,“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答秦太虚书》)。这一年,黄庭坚则罢大名府教授,至京师吏部改官,得知吉州太和县。“吏事之余,独居而疏食,陶然自得。”(苏辙《答黄庭坚书》)此后三年间,苏黄之间未有唱和,然“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艺文类聚》卷21)。苏黄均为重道者,乐在相知,重内而轻外,所谓“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自与常俗殊别。元丰四年(1081),黄庭坚作书苏辙,转达音问,中云:“比得报伯氏(苏轼)书诗,过辱不遗,绪言见及。敢问不肖既全于拙矣,于事无亲疏,不了人之爱憎,人谓我疏愚非所恤,独不知于道得少分否?”(《寄苏子由书》)又有《次元明韵寄子由》、《再次韵寄子由》等诗,表达辞官归隐之意与思念苏轼之情,所谓“欲解铜章行问道”,“想见苏耽携手仙”。而苏轼亦系念着黄庭坚,且常引以为自豪。元丰五年(1082)二月,苏轼写了《答李昭玘书》,云:“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又云“鲁直既丧妻,绝嗜好,蔬食饮水,此最勇决”,可见对黄庭坚的叹赏与深切关注。
元丰六年(1083),黄庭坚致书苏轼云:“自往至今,不承颜色,如怀古人。顷不作书,且置是事。即日不审何如?伏惟坐进此道,如听浮云之去来。客土不给,伏腊尚可堪忍否?夫忠信孝友不言而四时并行,晏然无负于幽明。而至于草衣木食,此子桑所以歌不任其声,求贫我者而不得也。且闻燕坐东坡,心醉六经,滋味糟粕而见存乎其人者,颇立训传以俟后世,子云安得一见之!”(《上苏子瞻》其二)其敬慕理解之心、勤恳体贴之情,固溢于字里行间,而不以谪居介蒂,超然物外的旷达襟怀,又与苏轼随缘自适、安贫乐道的雅调何其相似!此书还谈了近读苏诗《初秋寄子由》的体会:“昨传得寄子由诗,恭俭而不迫,忧思而不怨,可愿乎如南风报德之弦,读之使人凛然增手足之爱。”并附呈《食笋十韵》诗一首与轼。
苏轼接黄庭坚书并诗,写下了《和黄鲁直食笋次韵》诗:

饱食有残肉,饥食无余菜。
纷然生喜怒,似被狙公卖。
尔来谁独觉,凛凛白下宰。
一饭在家僧,至乐甘不坏。
多生味蠹简,食笋乃余债。
萧然映樽俎,未肯杂菘芥。
君看霜雪姿,童稚已耿介。
胡为遭暴横,三嗅不忍嘬。
朝来忽解箨,势迫风雷噫。
尚可饷三闾,饭筒缠五采。

黄庭坚原作首写洛下笋为美味而价昂,太和则遍地皆是,不为人重,“茧栗戴地翻,觳觫触墙坏。入中厨,如偿食竹债”;次写烹制而食然不合小儿口味,“小儿哇不美,鼠壤有余嘬”;最后“尚想高将军,五溪无人采”,则用唐代高力士谪黔州《咏荠》诗“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都不改”,收束全篇并揭示题旨。全诗明赋食笋,暗寓身世,含蓄委婉,意蕴丰厚,其中笋之倔强性格、遭烹命运、摈弃境遇,均与诗人相似。“燕坐东坡,心醉六经”的苏轼一望而知其意,和作开头部分即有“似被狙公卖”与“尔来谁独觉,凛凛白下宰”之语;“一饭”四句则将读书与食笋巧妙地联系起来,写谪居之乐,甚是得道语,极见胸襟,亦极风趣;“萧然”六句写对竹笋的珍惜与喜爱,其中暗用《语林》孙休射雉故事中“虽为小物,耿介过人”之意以赞笋;结尾融化《续齐谐记》、《荆楚岁时记》中有关屈原的传说与风俗。屈原曾为三闾大夫,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楚人哀之,每年此日以竹筒盛米投水祭之。是日人们又以五色线系臂避邪避病,称长命缕。作者以屈原自寓,既体现了失意遭贬的境况,又传达了食笋与珍重的意思,同时还照应了黄诗潜含的“气味都不改”之意。由和诗可窥苏黄心神相契的程度。
元丰七年(1084)正月,诰下苏轼量移汝州,四月初离黄州。十月于扬州上《乞常州居住表》,未能投进。次年正月于泗州再上《乞常州居住表》,遣人入京至鼓院投之。二月恩准。是时,黄庭坚监德州德平镇,得知这一消息,写了《次韵清虚喜子瞻得常州》诗:

喜色侵淫动搢绅,俞音下报谪仙人。
惊回汝水间关梦,乞与江天自在春。
罨画初游冰欲泮,浣花何处月还新。
凉州不是人间曲,伫见君王按玉宸。

作者由时局的变化及朝廷的准乞,预料到苏轼艰难的谪居生活即将结束,从而为友人境遇变好感到由衷高兴。
时隔不久,黄庭坚于元丰八年(1085)四月以秘书省校书郎召还朝中,季夏离德平,秋初至京师。而苏轼也于这年六月闻命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十月十五日到任,仅五日,又以礼部郎中召还,十二月抵京都。从此苏黄友谊进入了新的阶段。
元祐元年(1086)春初,黄庭坚首次拜晤苏轼,并赠以洮河石砚。这对相知相慕、心神两契的诗星至友,终于盼到了见面之日,实现了十数年来的愿望。苏轼写下了《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

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
郡洮岷,至中国。弃矛剑,参笔墨。
岁丙寅,斗东北。归予者,黄鲁直。

铭文写石砚的打制、质地、产区、用途以及赠者、时间。
苏轼自熙宁五年(1072)于孙觉处闻知黄庭坚,至此首尾十五载始得相见,而黄庭坚从元丰元年(1078)投书苏轼,于今九度春秋,方得拜晤。从此,苏黄步入了最为快意的一段翰墨友谊生活。
苏轼于元丰八年(1085)六月闻命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为右史”。元祐元年(1086)三月迁中书舍人,八月除翰林学士知制诰,直迁内制,视草西垣,至元祐四年(1089)三月十六日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于四月下旬离京赴任,前后在朝不足三年半,这是苏轼入仕以来最为显达的时期。而黄庭坚自元丰八年(1085)秋初至京任校书郎,直至元祐六年(1091)夏末丁母忧扶柩归里居丧,立朝六载,官至起居舍人、著作佐郎,亦是仕宦鼎盛期。苏黄在京供职相处三年有余,政暇雅集,讲道论艺,酬唱赠答,切磋诗文,鉴书赏画,大畅平生师友之情。据不完全统计,其间苏、黄唱和几达百篇之多,全都情调高雅,意味隽永,情趣相似,主题集中、统一,几乎全是围绕友谊和林泉志趣。苏黄唱和,既交流了情感,实现了心灵的沟通,增进了友谊,同时又开始倡导一种新文风,故有“元祐文章,世称苏黄”之说。
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二十九日,苏轼主持学士院考试,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并擢馆职。次年正月,黄庭坚除著作佐郎。至夏秋间,苏轼、黄庭坚等人英集王诜西园,李伯时图而画之,苏轼“乌帽黄道服,提笔而书”,山谷“团巾茧衣,手秉焦箑而熟视”,补之“披巾青服,扶肩而立”,米元章称“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西园雅集图记》)至冬,苏轼上《举黄庭坚自代状》云:“蒙恩除臣翰林学士。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此状对黄庭坚的品德与文学给予高度评价,对黄庭坚的推举已是无以复加,至成赵挺之弹劾苏轼的口实。
元祐三年(1088)正月,苏轼领贡举事,辟黄庭坚等人为参详官,同锁试院,考试进士。据苏轼《书试院中诗》,“三月初,考校既毕,待诸厅参会,故数往诣伯时”,同观李伯时画马并赋诗。黄鲁直诗先成,其诗《观伯时画马,礼部试院作》尾云:“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着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不仅含有赞赏李画、追随苏轼之意,而且坦露了向往自然之怀。苏轼《次韵黄鲁直画马试院中作》中有“十年髀肉磨欲透,那更陪君作诗瘦,不如芋魁归饭豆”之句,谦谢之余,亦纳归隐雅意。榜出,李廌落第,苏轼有《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黄庭坚作《次韵子瞻送李廌》。三月十四日,苏黄等人同游金明池,黄庭坚有《次韵宋茂宗……》诗,苏轼作《和宋肇游西池次韵》篇。夏间,苏轼叔丈王宣义致书求红带,轼“既以遗之,且作诗为戏,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秋末,苏轼作《送钱穆父出守越州绝句二首》,谓“我恨今犹在泥滓,劝君莫棹酒船回”。黄庭坚《次韵子瞻送穆父二绝》,亦有“谪官犹得住蓬莱”之句。冬季,黄庭坚作《嘲小德》言子相之可爱,苏轼有《次韵黄鲁直嘲小德》,又于题中注云:“小德,鲁直子,其母微,故其诗云‘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且以“名驹已汗血,老蚌空泥沙”叹赏,悦同山谷。暮冬,黄庭坚有《拟省题岁寒知松柏》诗咏松自寓,“心藏后雕节,岁有大寒知”,苏轼作《和黄鲁直效进士》亦云“炎凉徒自变,茂悦两相知”,神契可见。
这年三月,苏轼因台谏攻击不已,接连上札以疾乞郡,不许,又上《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云:“顷自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初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至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侵迫”,“臣只欲坚乞一郡……得归丘壑以养余年,其甘如荠。今既未许请郡……乞解罢学士,除臣一京师闲慢差遣……庶免众人侧目,可以少安”。札上不许,而宠遇益厚。九、十月间,群小交攻不已,谗谤日至,故又连札请郡,其十月十七日《乞郡札子》云:“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来,士人传笑。其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又云:“臣所举自代人黄庭坚……皆诬以过恶,了无事实。”札中点明了台谏交攻的根由,亦谈及黄庭坚由此而受到攻击和株连。
元祐四年(1089)春,黄庭坚过访苏轼,苏轼得黄庭坚承宴墨半挺,至三月四日苏轼书《记夺鲁直墨》云:“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一日见过,探之,得承宴墨半挺。鲁直甚惜之,曰:‘群儿贱家鸡,嗜野鹜。’遂夺之,此墨是也。”山谷之言正叹苏轼不同流俗。三月十六日,苏轼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四月离京赴任。自此,苏黄结束了终生难忘的京师欢聚,唱和迭入波谷。任渊谓:“山谷在京师,多与东坡唱和。四年夏,东坡出知杭州,遂无诗伴。而山谷常苦眩冒。多在史局。又多侍母夫人医药。至六年六月。遂丁家艰。故此数年之间,作诗绝少。”(《〈山谷诗集注〉目录》)
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被召入朝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五月底抵京,继遭洛党攻击,八月出知颍州,次年二月改知扬州,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召还,旋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守礼部尚书。元祐八年(1093)九月,哲宗亲政后,苏轼出知定州,永别京城。此间,黄庭坚于元祐六年(1091)三月因完成《神宗实录》而迁起居舍人,六月丁母忧扶柩归里,与苏轼失之交臂。其后居丧在家,至元祐八年(1093)七月除编修官,九月服除,知政局有变,故上章辞免。由此可知,元祐后期,苏黄的直接接触极少。
哲宗绍圣元年(1094),党争加剧,苏轼于上年因受洛党攻击而出知定州,当年闰四月又以所谓“讥斥先朝”罪,落职追官,贬谪英州,“火急治装,星夜就道”,未至任所,六月再贬惠州,又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十月初抵惠州。这年,黄庭坚继上年辞免编修官居家待命,夏初始除知宣州,未抵任,旋改鄂州,尚未到官,台谏指责其所修《神宗实录》“多诬”,史祸发生。朝廷于六月命“新知鄂州黄庭坚管勾亳州明道宫”,且令赴京畿勘问,十一月至陈留。苏轼舟赴惠州,而黄庭坚离家就任,两人于七月中旬相遇于彭蠡,“相会三日”。其间,苏轼为黄庭坚作《黄鲁直铜雀砚铭》,苏轼“亲笔刻砚上”,且有款识“绍圣元年七月十三东坡居士书”。次年,苏轼《与黄鲁直书》有“承中途相见,尊候甚安”语,即指此事。苏黄此次接晤彭蠡,遂成永诀,这是两位文坛巨子始料未及的。因为政局多变,行色匆匆,苏、黄集中均无此时的唱和诗篇。
苏、黄离别彭蠡后,各奔南北。苏轼十月初抵惠州贬所,至绍圣四年(1097)四月再贬海南,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六月渡海,三年后方得内迁。而黄庭坚十一月抵京畿陈留,勘问结束,以“诬毁”先朝罪于十二月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次年四月至黔,元符元年又移戎州安置。苏轼内迁时,黄庭坚亦复宣德郎,监鄂州城盐税。这一时期,苏黄贬居两地,远隔千里,而相互萦怀,或书信往来,或题跋字画,或追和旧作,似海深情,见诸集中。
绍圣二年(1095)正月,徐彦和持黄庭坚永思堂所跋《远近景图》、《北齐校书图》、《右军斫桧图》三画谒见苏轼,轼再跋之,发明山谷之意。四月,苏轼作《桄榔杖寄张文潜》诗,题云:“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中有“身随残梦两茫茫”、“遥知鲁国真男子,独忆平生盛孝章”句,表示对文潜、鲁直的称叹和怀念。其《答张文潜》书又说,闻“鲁直远贬,为之凄然”。山谷赴黔途中传书苏轼,十二月,苏轼写了《答黄鲁直》作答:
某启。方惠州遣人致所惠书,承中途相见,尊候甚安。即日想已达黔中,不审起居何如,土风何似?或云大率似长沙,审尔,亦不甚恶也。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无不可处之道也。闻行橐无一钱,途中颇有知义者,能相济否?某虽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须预虑。……隔绝,书问难继,惟倍祝保爱。不宣。
其惦记、体贴、关心、安慰与勉励之情溢于言表。
绍圣三年(1096),苏轼侄婿王庠欲问学山谷,遣人求苏轼作荐书,苏轼“嘉其有奇志,故为作书”。信中陈述了作书缘由,且言王郎“文行皆超然,笔力有余,出语不凡,可收为吾党也”,又云其“有致穷之具,而与不肖为亲,又欲往求黄鲁直,其穷殆未易量也”(《答黄鲁直六首之六》),推引同道,尤见神契。苏轼有《跋山谷草书》记昙秀持山谷草书一轴来见,苏轼作跋称之。是年,黄庭坚亦有《跋秦氏所置法帖》,中云“东坡居士出于眉山。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其对苏轼的推重钦佩,可见一斑。
元符元年(1098),已是苏轼谪居海南的第二年。是岁重九,黄庭坚在戎州与诸人游无等院,观甘泉绕井,“见东坡老人题字,低回其下,久之不能去”(《游无等院题名》),想到生活在天涯海角的东坡老人,担心、记挂、思念、不平、愤懑等复杂的情绪交织一起,心情无比沉重。次年,黄庭坚在戎州发现了多年前苏轼写给叔丈王庆源的一封信,尚未为人珍视,山谷异常痛惜,故题其后云:“东坡道人书尺,字字可珍,委顿人家蛛丝煤尾败箧中,数十年后,当有并金悬购者。”(《题子瞻与王宣义书后》)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太后向氏听政,旧党遭受迫害的局面稍有改观。苏轼五月内迁移廉州安置,黄庭坚复宣义郎,监鄂州盐税。时苏轼《答秦观书》谓“鲁直云,宣义监鄂酒”,知山谷曾作书苏轼。黄庭坚于秋季在青神作有《和东坡送仲天贶王元直六言韵》,其自序云:“王元直惠示东坡先生与景文老将唱和六言十篇,感今怀昔,似闻东坡已渡瘴海”,显见怀念之情。闻苏轼北归,黄庭坚为轼作画像赞。《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四《东坡先生真赞三首》其一云:“子瞻堂堂,出于峨眉,司马、班、扬。金马石渠,阅士如墙。上前论事,释之、冯唐。言语以为阶,而投诸云梦之黄。东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解羁而归,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变于初尔,而名之曰元祐之党,放之珠崖儋耳。方其金马石渠,不自知其东坡赤壁也;及其东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其珠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东坡。东坡归矣,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间容戈。至其一丘一壑,则无如此道人也。”
建中靖国元年(1101),向太后去世,徽宗亲政并改元。苏轼于去年十一月得旨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郡任便居住”(见《谢表》),而黄庭坚亦离戎东归。是岁正月,黄庭坚有《书王周彦东坡帖》云:
东坡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此确论也。余尝申之曰:结密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若以篆文说之,大字如李斯《绎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东坡先生道义文章,名满天下,所谓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悦而诚服者,岂但中分鲁国哉!士之不游苏氏之门,与尝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则傲也。……
可见其对苏轼的钦服、崇敬。
四月间,黄庭坚至荆州,在承天寺观阅苏轼和陶诗卷,“叹息弥日,作小诗题其后”(山谷自序):

东坡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跋子瞻和陶诗》

诗中饱含义愤不平、理解同情和对苏轼品格情操的高度赞扬。
五月间,黄庭坚与王霖等人同观苏轼墨宝于沙市舟中,作《题东坡字后》云:“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并回忆“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且谓“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
至七夕,黄庭坚在荆州“次东坡七夕韵”作《鹊桥仙》,起句云“八年不见”(自彭蠡分别至是首尾八年),结尾又谓“百钱端欲问君平,早晚具、归田小舫”。又有《病起荆州亭即事十首》,其七专为苏轼而发:

文章韩杜无遗恨,草诏陆贽倾诸公。
玉堂端要直学士,须得儋州秃鬓翁。

黄庭坚哪里会想得,其诗成不久,苏轼于七月二十八日仙逝。黄庭坚失去了这位终生钦佩的良师益友,心中无限悲痛,悬像室中,奉之终身。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载:“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早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名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
苏轼病逝之后,黄庭坚用笔表达着沉痛的哀思和深切的怀念,同时也竭尽全力发扬光大苏轼的文化思想,仅崇宁元年(1102)中,此类文字就达二十余篇。是年初夏,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去年失秦少游,又失东坡苏公,今年又失陈履常,余意文星已宵坠矣!”(《简杂》)且言“至太平且遣人往祭之”(指苏轼)。五月,在赴任太平途中,经江州湖口时,李正臣持苏轼去年四月所作次韵《壶中九华诗》来见,山谷见诗怀人,感慨万端。苏轼所喜欢的“异石九峰”已为人取走,“石既不可复见,东坡亦下世矣!感叹不足,因次前韵”,诗有“能回赵璧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之句,笔重情深,催人泪下。六月中旬,黄庭坚在太平看到苏轼所画墨竹,睹画怀人,遂作《书东坡画郭功父壁上墨竹》诗:“郭家髹屏见生竹,惜哉不见人如玉。凌厉中原草木春,岁晚一棋终玉局。巨鳌首戴蓬莱山,今在琼房第几间?”表达了对苏轼的深切怀念之情。黄庭坚至太平领州事,九日而罢,“即日解船至江口”,于江州紫极宫见苏轼和李白诗,遂作《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云“不见两谪仙,长怀倚修竹”,“往者如可作,抱被来同宿”。九月抵鄂州(今湖北武汉),遂流寓此地,写了《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称扬苏轼古雅之风,又有《武昌松风阁》诗悼念“东坡道人已沉泉”。
是年暮秋,张耒以房州别驾黄州安置来到苏轼曾经谪居的黄州,这里与武昌隔江相望,黄庭坚与张耒多相过从,旧友重逢,感叹今昔,唱和诗篇。黄庭坚写了《次韵文潜》、《和文潜舟中所题》、《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等,“年来鬼祟覆三豪,词林根柢颇摇荡。天生大材竟何用?只与千古拜图像”,“经行东坡眠食地,拂拭宝墨生楚怆”;“信矣江山美,怀哉谴逐魂”;“眇然今日望欧梅,已发黄州首更回”,“传得黄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其对苏轼的怀念深情溢于字里行间。
崇宁二年(1103),黄庭坚在鄂州写了《梦中和觞字韵》诗,其序云:“崇宁二年正月已丑,梦东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间。予诵《寄元明觞字韵》诗数篇,东坡笑曰:‘公诗更进于曩时。’因和予一篇,语意清奇,予击节称叹,东坡亦自喜。于九曲岭道中连诵数过,遂得之。”其因思成梦,而梦中犹在论道赋诗,神契之笃可见。是年十一月,黄庭坚被除名羁管宜州,岁末自鄂州赴贬所,次年春经衡州,于花光寺见苏轼、秦观诗卷,作诗悼友,题云:“花光仲仁出秦、苏诗卷,思两国士不可复见,开卷绝叹,因花光为我作梅数枝及画烟外远山,追少游韵记卷末。”诗谓:“长眠橘洲风雨寒,今日梅开向谁好?何况东坡成古丘,不复龙蛇看挥扫”,“叹息斯人不可见,喜我未学霜前草”。
崇宁四年(1105)五月,黄庭坚书《题东坡小字两轴卷尾》云:“此一卷多东坡平时得意语,又是醉困已过后书,用李北海、徐季海法,虽有笔不到处,亦韵胜也。轩辕弥明不解世俗书而无一字,东坡先生不解世俗书而翰墨满世,此两贤,隐见虽不同,要是魁伟非常人也。王右军书妙天下,而庾稚初不信,况单见浅闻,又未尝承其言论风旨者乎!刺讥嗤点,盖其所也。崇宁四年五月丙午,观于宜州南楼。”九月三十日,黄庭坚客死在宜州(今广西宜山)贬所,终年六十岁。
苏轼与黄庭坚两人均博学多识,才思精锐,于诗文词赋、书画哲思都堪称名家巨匠,他们本身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们之间的友谊又使这种影响力大为扩张,从而自然地形成了以苏黄为中心的强劲凝聚力和推动力,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发展。明代宋濂说:“元祐之间,苏黄挺出,虽曰共师李、杜,而竟以己意相高,而诸作又废矣。自此以后,诗人迭起,或波澜富而句律疏,或锻炼精而性情远,大抵不出于二家。观于苏门四学士及江西宗派诸诗,盖可见矣!”(《宋学士文集》卷二十八《答张秀才论诗书》)这话指出了苏黄诗歌对宋诗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苏轼与秦观

秦观(1049-1100),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北宋文学家。二十岁作《浮山堰赋》,二十四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其散文长于议论,其诗长于抒情。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辞情兼胜,风格婉约清丽。代表作有《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鹊桥仙》中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臭腐为神奇”的名句。《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晁补之称之为“天生的好言语”。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秦观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又辑《扬州诗》、《高邮诗》。其《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秦观善书法,小楷学钟(繇)、王(羲之),姿媚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真、行学颜真卿。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
在宋词发展的历史上,苏轼开创了豪放派,秦观则被视为婉约派的重要作家。他们两人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在“苏门四学士”中,苏轼尤其赏识秦观,秦观也最为尊敬苏轼。他们是忘年之交,师生之谊,生死之友。
他们两人虽然词风不同,但苏轼不但非常赏识秦观其人,而且特别赞赏秦观的词。秦观创调《醉乡春·唤起一声人悄》,苏轼爱其句,恨不得其腔;秦观作《踏莎行·雾失楼台》,苏轼极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秦观作《好事近·春路雨添花》,苏轼为之跋尾云:“诵此词至流涕,乃录本使藏之”;秦观代表作《满庭芳·山抹微云》,“其词极为东坡所称道,取其首句,呼为‘山抹微云君’”。
苏轼之所以高度赞赏秦观与自己不同的词风,其原因在于他不但最具奖掖后进的高尚品德,而且具有通达洒脱的文艺思想。“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苏轼崇尚独创,崇尚“自得”,而最反对拾人唾余,随人脚后跟。事实上,秦观词不学苏轼而自辟蹊径,正是他成功的秘诀,也正是苏轼对他的殷切期望。
据宋代惠洪《冷斋夜话》载,苏轼起初并不认识秦观,秦观获悉苏轼将再次经过扬州,便仿效苏轼文笔,在山寺墙壁上题诗一首。苏轼果然不能分辨真伪,大吃一惊。待到会见了孙觉,孙觉拿出秦观写作的诗词数十首来。苏轼读后感叹说:“先前在山寺墙上题诗的,一定是这个人了。”后来,苏轼与秦观在扬州酒宴上饮酒赠别,写作了一首《虞美人》词:“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竹溪花圃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世人相传这首词是贺铸写的,即使黄庭坚也这样说。可是,我(惠洪——笔者注)在徽宗大观年间在金陵看到这首词的原稿,醉墨越逸雄放,气势压倒了书法大家王献之。无疑这是苏轼作的词了。
这则佳话记载了苏、秦初识的情形,“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成了传达苏秦友谊的千古名句。
秦观那时还只是个秀才,但已是有名的词人,在文人和歌妓中很有名气,和李常、孙觉都有深厚交情。苏轼在杭州时,李常就带着秦观的词去看他,苏轼惊讶于秦观“忽然一鸣惊倒人”的才华。从那时起,苏轼和秦观开始书信往来。元丰元年(1078),秦观在入京应举的途中,折道徐州来求见苏轼,两人相见恨晚。秦观在《别子瞻》一诗中说:“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从此他也成为苏门弟子。
苏轼任徐州太守后不久,遇上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苏轼统帅全城军民,扼守要害,修筑防水长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终于战胜了洪水,保住了徐州城。为了纪念抗洪斗争的胜利,徐州百姓在整修城墙的过程中在东门上建了一座十丈高的黄楼。苏轼盛邀天下才子聚会彭城。当时来徐州的知名人士有王巩、秦观、参寥、颜复、舒焕等三十余人。聚会期间,苏轼盛情招待,既当主人,又作导游,并高兴地写下了《九月黄楼作》一诗留作纪念。
苏轼请秦观为黄楼作赋,秦观遂作《黄楼赋》。赋文曰:
惟黄楼之环玮兮,冠雉堞之左方。挟光晷以横出兮,干云气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达而无旁。斥丹艧而不御兮,爰取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环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冈陵奋其攫拏兮,溪谷效其吐吞。览形势之四塞兮,识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遗公兮,慰平日之忧勤。繄大河之初决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摇以东下兮,纷万马而争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过而垂涎。微精诚之所贯兮,几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远兮,固前识之所羞。虑异日之或然兮,复压之以兹楼。时不可以骤得兮,姑从容而浮游。傥登临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觞酒醪以为寿兮,旅肴核以为仪。俨云霄以侍侧兮,笑言乐而忘时。发哀弹与豪吹兮,飞鸟起而参差。怅所思之迟暮兮,缀明月而成词。噫变故之相诡兮,遒传马之更驰。昔何负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岂造物之莫诏兮,惟元元之自贻。将苦逸之有数兮,畴工拙之能为。韪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险而皆宜。视蚊虻之过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从公游于斯楼兮,聊徘徊以徜徉。
苏轼接到秦观的《黄楼斌》后,写了一首《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诗云:

我在黄楼上,欲作黄楼诗。
忽得故人书,中有黄楼词。
黄楼高十丈,下建五丈旗。
楚山以为城,泗水以为池。
我诗无杰句,万景骄莫随。
夫子独何妙,雨雹散雷椎。
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
南山多磐石,清滑如流脂。
朱蜡为摹刻,细妙分毫厘。
佳处未易识,当有来者知。

苏轼读了《黄楼赋》后,惊叹其“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盛赞秦观此作的高妙。
苏轼贬居黄州期间,秦观曾与道潜专程去黄州探望。元丰七年(1084),苏轼量移汝州途中,与杜介(几先)过邵伯埭,至高邮,与秦观聚会。至淮上,赋《虞美人》词别秦观,秦观也有诗赠别苏轼。
秦观及第后,因其很赞佩后汉时期马少游的为人,就把自己的字“太虚”改为“少游”。
元祐三年(1088),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入苏轼门下,受到苏轼的熏陶。
元祐八年(1093),哲宗即位,任用章惇为相,大兴党禁,元祐时期得志的人相继遭贬。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先后贬到惠州、儋州,秦观也在劫难逃,多次遭贬后来到雷州。
元符三年(1100),苏轼因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而量移廉州,“苏门四学士”也纷纷获诏,或内迁,或重被起用。张耒通判黄州,晁补之签书武宁军判官,黄庭坚监鄂州在城盐税。他们三人贬所均在岭北,此时相继奔波道途,赶赴新命。唯有秦观编管雷州,与苏轼仅一海之隔。五月中旬,苏轼离开海南之前,致书秦观,告之启程日期,相约于徐闻一见。
六月二十一日,苏轼渡过琼州海峡,来到雷州,直奔徐闻,秦观早已如约而至。两位志趣相投、情感深挚的师友,契阔流离整整七年,一朝相见,悲喜交集,感慨万千。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滴朱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秦观《江城子》

师生两人相会后都很激动,互道别后思念之情。秦观拿出自己贬居郴州时写的一首词请苏轼评点,这就是有名的《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秦观是个感情丰富而脆弱的人,因受到连连遭贬的打击,此时身心憔悴。苏轼虽然生性豪放,读此词后,也被词中悲伤的气氛所感染,师生俩都是泪水涟涟。
欢会的时间是如此短暂。此时,秦观又奉诏量移衡州,苏轼也须赶赴廉州。两人同行至雷州,便不得不就此告别,各奔东西。生性敏感的秦观,对于政局的起伏跌宕依然心有余悸,对捉摸不透的未来充满了疑虑和忧思。临别之际,秦观拿出自己所写的挽词给苏轼看,表达自己激切孤直、不谐流俗的人生态度。苏轼轻抚秦观的后背说:“我常常担心少游不能齐生死,了物我,今天看来,不必我再多加劝勉了。我也曾自作了一篇墓志文,打算抄录给你,只是不想让儿子知道。”
师生两人啸歌吟咏,互相勉励,依依惜别。谁也没有想到,秦观赴衡州途中,忽然传来了朝廷恢复他宣德郎官职而调他北归的好消息。精神脆弱的他欢喜得几乎要发狂。他一个劲地饮酒,在北归途经藤州时,醉卧于光化亭,向家人要水喝,家人递给他一碗水。当他端起水碗,看到自己在碗中的白发倒影,想到苦尽甘来,终于可以和妻儿、师友欢聚一堂,不禁展开愁眉,含泪一笑,在微笑中溘然而逝。享年五十二岁。
苏轼经过无数风波险阻,于七月四日抵达廉州贬所,尚未完全安顿,八月又接到诰命: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于是又匆匆收拾行装,八月二十九日再一次踏上旅途。谁知几天之后,在途中突然传来了秦少游去世的消息。苏轼惊悉噩耗后悲痛不已,“两日为之食不下”,他既为自己失去一位好友加学生而痛苦,也为文坛失去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才而惋惜。他禁不住连声悲叹:“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与欧阳元老》)
苏轼认为像秦观这样有“异代之宝”(《与范元长》)的人才,即使不能“大用于世”,也“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与欧阳元老》)。尽管在此之前,秦观已有不少著述,足以流传千古,永垂不朽,“然未尽也”。五十二岁的年纪,正是其思想、学术、文学各方面臻于成熟的黄金岁月,本该有更多的奇丽瑰宝奉献给社会,却猝然离世,撒手于久困而初露光亮之际,怎不令人怅恨万端!苏轼最爱“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两句,共同谪放天涯的无奈和悲愤,尽在不言中。秦观病逝之际,苏轼悲痛难抑,特将这两句词书于扇上,每日看着,流泪不止,道:“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引苏轼语)
听说秦观的女婿范温与其兄范冲在藤州料理后事,苏轼决定绕道前往,希望能来得及在友人灵前放声一恸,以寄托内心深切的哀思。可是,等他不分昼夜赶到藤州时,范氏兄弟已于半个月前载着秦观的灵柩走了。苏轼伫立通衢,临风洒泪,无限伤感。

苏轼与晃补之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他生长在仕宦之家、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加上他聪敏强记,幼能属文,日诵千言,故早负盛名。
神宗元丰二年(1079),晁补之进士及第,授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年间调京,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后派任扬州通判,又召回秘书省任职。绍圣初,出知齐州,后来因修《神宗实录》失实罪名,连贬应天府、亳州、信州等地。宋徽宗立,召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崇宁追贬元祐旧臣,出知河中府,徙湖、密等州,后退闲故里,啸傲田园。晚年起知泗州,死于任所。
晁补之工书画,能诗词,善属文,名重一时。与秦观、黄庭坚、张耒齐名,苏门四学士之一。与张耒并称“晁张”。《宋史》本传云:“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知倦,文章温润典缛,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尤精《楚辞》,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择仁厚勇略吏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诸郡武备,议者以为通达世务。”晁补之的散文成就高于诗,其散文语言凝练、流畅,风格温润典缛,流畅俊迈,近柳宗元。诗以乐府诗见长,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其词格调豪爽,语言清秀晓畅,近苏轼。著有《鸡肋集》、《晁氏琴趣外篇》等。
晁补之少时即受到苏轼知赏。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晁补之十九岁,跟从父亲晁端友来杭州新城(其父时任杭州新城县令),因久慕苏轼大名,乃往杭州拜谒。听到苏轼议论,遂退而撰《七述》,备述钱塘风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那时,大文学家苏轼正任杭州通判,喜欢杭州美景,欲有所赋。晁补之以《七述》谒见苏轼。苏轼读后大为赞叹曰:“吾可以搁笔矣!”苏轼称其“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晁君成诗集引》),晁补之因是知名。这是两人交往之始,此后直贯终生,对晁补之影响极其深远。
苏轼作杭州通判三年,来过新城两三次,与晁补之多有交往。在“苏门四学士”中,苏轼与晁补之最早开始交游及诗歌唱和。苏轼游新城塔山的时候,兴致勃发,于醉中作《塔山对雨图》,晁补之为之题下了《塔山对雨二首》:
其一:

竹枝草履步苍苔,山上孤亭四牖开。
烟雨蒙蒙溪水急,小篷时转碧湾来。

其二:

山外圆天一镜开,山头云起似浮埃。
松吟竹舞水纹乱,坐见溪南风雨来。

苏轼在新城作《南新道中二首》,晁补之便和作《次韵苏公和南新道中二首》:
其一:

山园芙容开,寂寞岁云晚。
公来无与同,念我百里远。
寒飙吟空林,白日下重。
兴尽还独归,挑灯古囊满。

其二:

读公栖鸦诗,岁月伤晼晚。
公何不念世,蜡屐行避远。
羁鸟翔别林,归云抱孤。
我才不及古,叹息襟泪满。

晁补之的第一首诗里写道:山园中的芙蓉花开了,然而它却开在寂寞的深秋。在这样的时候,苏公独自来了,我知道,他是为了慰藉我的思念。我们在木叶尽落、寒风呼啸的山林中吟诗,静静地看着苍白的落日走下山巅。在诗兴阑珊的时候,他又独自归去,陪伴他的只有满囊的书卷以及孤馆的青灯。在第二首诗里,晁补之感叹苏轼不能用世,只能像陶渊明那样遁迹山林,而自己却没有古人的高逸之气、经世之才,难以追陪高士,只能徒然叹息。那时,晁补之刚刚步入成年,但他能揣摩体认苏轼当时落寞的心绪、复杂的情感,真是难能可贵。
熙宁七年(1074),晁补之的父亲晁端友除著作佐郎,应诏赴京师,晁补之随父亲踏上了北还之路。这年四月,苏轼也有密州之命,但他盘桓到秋天才离开杭州。新城县西四十里有陈氏园,为唐末睦州刺史陈晟故里及墓园。北宋熙宁年间,此处尚有绿草青山、古墓方塘,供人凭吊。苏轼每来新城,总是在此流连,而且总有晁补之伴随。这年秋天,苏轼又来到陈氏园中,只见荒塘落木,满目萧瑟。和他一起吟诗的青年俊才,已飘然而去。想起晁补之当时的诗作,苏轼有些失落和伤感,于是,他和作了一首《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

荒凉废圃秋,寂历幽花晚。
山城已穷僻,况与城相远。
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
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

苏轼在诗里说,这是一座早已废弃的园圃,虽然在寂寞的黄昏还有幽花独放,但是很少有人前来观赏它。因为这座山城本来就十分穷僻,更何况这座废园离城还有很远的山路呢。可我到这里来做什么?是为了漫步荒园,感慨世事沧桑?还是为了一洗凡尘,看看高天上的流云?苏轼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只是再也见不到那个苦吟的诗人了,如今,清樽注酒,为谁而满,又为谁而饮呢?
元祐六年(1091),晁补之任太学正、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元祐七年(1092),苏轼由颍州移知扬州,三月到任。晁补之与苏轼在扬州短期共事,“以门弟子佐守”。两人常诗酒酬唱,写下了不少唱和之作。
谓东坡、未老赋归来,天未遣公归。向西湖两处,秋波一种,飞霭澄辉。又拥竹西歌吹,僧老木兰非。一笑千秋事,浮世危机。应倚平山栏槛,是醉翁饮处,江雨霏霏。送孤鸿相接,今古眼中稀。念平生、相从江海,任飘蓬、不遣此心违。登临事,更何须惜,吹帽淋衣。

——晁补之《八声甘州·扬州次韵和东坡钱塘作》

晁补之的这首词开头谈到苏轼归隐不能,没有梦江南、湿春衫的少年之情,因为他一生仕途,经历过太多的贬谪、羁旅、送别。词人与苏轼彼此内心相契合,他们的人生阅历、政治理想,都是有着相似之处。而苏轼更是在杭州、颍州二处皆空耗过不少时光。
纵然是西湖美景,秋波万种,落霞之美,都只是远离京华、朝廷的一个普通黄昏的光彩罢了。时过境迁,僧人老去,木兰花亦非昨日之花。物是人非,岁月沧桑,仕途艰难,扬州景色再美,亦只是千秋浮云,乌云压顶来临之前的那一点茫昧的点缀。
少年的晁补之,随家人畅游江南、洛阳、会稽山、苏州,拜访名士,这样的经历是宋代词人的理想成长轨迹。晁补之居官京师,但是为人却是清孤耿介,不懂得官场规则,不能摆脱清苦的家境。元祐五年(1090),他终因校书郎官奉微薄,不能生活下去,无奈之下乞补外官,得到一个秘阁校理通判扬州的职位。
当他来到扬州这个美丽的城市,经历了风雨之后,身心疲惫,便陷入苍老的思忆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阅历的增加,他对人生的感慨和生存困境的认识,以及世事的变幻无常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晁补之感受到了这平静之中,蕴含着世事难以预料的困惑。作为一个词人、一个官员,在扬州的醉人风景中总有一丝悲凉包围着他。“又拥竹西歌吹,僧老木兰非”,晁补之这里想的是元丰六年的故人么,还是春浓酒暖,醉后的唱和?一个个典故在这里仿佛都化作了虚无,词境中再无他人。后来被贬监信州酒税,回味此句,不免真应了那句“一笑千秋事,浮世危机”。
词的下阕,开头便是平山宴饮,醉翁的典故、喻义都是借用了苏轼和欧阳修的事迹。那挥毫万字、一饮千钟的气魄和往事依然是激动人心,这便是古语中的身临其境。“送孤鸿相接,今古眼中稀”,这一句则是化用了李白的诗句。而后一句紧接着写平生飘零,写尽多年前兰舟催发,似黄粱一梦,如今又要忧心时局之变。
这样的扬州,相比醉翁,或者苏轼,多了一种沧桑,少了一分意气。篇首的欲罢不能,词尾的轻描淡写,都是掩饰不了的疲倦。不过“更何须惜,吹帽淋衣”一句还是流露出了无悔之心,这句话也可以让人更清晰地体会到词篇背后的人生壮志难酬,任它雨打风吹的苦楚,那词中的妖娆、洁雅都随着生命而萎缩。虽然词的格调仍然是乐观、洒脱,但这痕迹是无可消除的,它也是北宋这样的时代在晁补之内心留下的划痕。
归去来兮,名山何处,梦中庐阜嵯峨。二林深处,幽士往来多。自画远公莲社,教儿诵、李白长歌。如重到,丹崖翠户,琼草秀金坡。生绡,双幅上,诸贤巾履,文彩天梭。社中客,禅心古井无波。我似渊明逃社,怡颜盼、百尺庭柯。牛闲放,溪童任懒,吾已废鞭蓑。

——晁补之《满庭芳·用东坡韵题自画莲社图》

江南载酒平生事,游宦如萍寄。蓬山归路傍银台,还是扬州一梦、却惊回。年年后土春来早,不负金樽倒。明年珠履赏春时,应寄琼花一朵、慰相思。

——晁补之《虞美人·广陵留别》

元符三年(1100),晁补之遇赦北归,有《宴桃源》。词曰:“往岁真源谪去,红泪扬州留住。饮罢一帆东,去入楚江寒雨。无绪!无绪!今夜秦淮泊处。”遭遇了哲宗亲政时期这么一场政治风波,即使是遇赦归来,词人情绪仍旧黯淡,对前景不抱任何希望。果然,崇宁年间风波再起,晁补之罢湖州任,被迫还金乡家园闲居。“不会使君匆匆至,又作匆匆去计。”(《惜分飞·代别》)官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逼迫得词人连夜匆匆来去。这情景,既有点凄凉,又有点滑稽。闲居非本愿,临别湖州,词人充满恋恋不舍之情:“图画他年觑,断肠万古苕溪路。”(《惜分飞·别吴作》)词人只能将湖州风景谱入画图,以供思念。在这种情绪煎迫下,牢骚与怨苦便夹杂而来。词人别湖州还乡,路过松江,作《念奴娇》,云:“黄粱未熟,红旌已远,南柯旧事,常恐重来。夜阑相对,也疑非是。”面对人生和仕途的盛衰变幻,有如黄粱、南柯一梦,同时也表现出词人在残酷的党派斗争中惊惧交加的心理状态。压抑之下,晁补之有时便转为颓放。《行香子》云:“何妨到老,常闲常醉。任功名、尘事俱非。”这种看穿功名的口气,其实出于无奈。“倾江变酒,举斛为尊。断浮生外,愁千丈,不关身。”(《行香子》)高喊愁不关己,正是因为被愁苦纠缠得无计可施,说明词人愁苦之深切。此外,晁补之有《千秋岁》吊秦观、《离亭宴》吊黄庭坚,云“惊涛自卷珠沉海”、“悲歌楚狂同调”等等,深寓自身悲慨。
晁补之这次被罢官回家以后,“葺东皋归去来园,楼观亭台,位置极潇洒,尽用陶(渊明)语命之。自画为大图,书记其上”(陈鹄《西塘耆旧续闻》卷三)。“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平日吟咏消遣,自得其乐,创作上反而进入一个高峰期。晁补之大量优秀的词作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如《晁氏琴趣外篇》中的压卷之作《摸鱼儿·东皋寓居》,词曰: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湘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嘴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晁补之晚年隐居东皋,虽然偶尔还有“儒冠曾把身误”、“功名浪语”的愤激语,但是,总体上已经从仕途的失意中超脱出来,他是最能得苏轼旷达真味的苏门弟子。所以,上阕以轻快流利的词笔描绘东皋景致的清新明丽、优美恬静。在江淮、陂堂的环绕之间,杨柳成荫,鸥鹭无猜,嘉雨新痕,夜月清光,“翠幄”“柔茵”上下辉映,一片澄澈。置身其间,宛如仙境般的美好。下阕是对往事的回顾叹息,用以反衬今日隐居之欢乐。词人用邵平瓜圃、班超封侯的典故做对比,自云“归计恐迟暮”,还是无奈语。不过,词人已经从被贬的悲苦中解脱出来,寄情于洁身自好的生活,悠然忘机。心胸之豁达坦荡,直逼东坡。《艺概·词曲概》评价说:“无咎词堂庑特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之波澜也。”晁补之徽宗年间词作,承苏启辛,在词的流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徽宗即位初年,晁补之获知苏轼病逝的消息,悲痛至极,一腔真挚情意尽数倾注到《祭端明苏公文》中。“间关岭海,九死归来,何嗟及矣,梁木其摧!”(《鸡肋集》卷六十一)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深入骨髓。
晁补之在诗、文、词诸方面均有所建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鸡肋集》提要称:“今观其集,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骤,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逡迈,并驾于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又卷一百九十八《晁无咎词》提要云:“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可肩随。”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一中则特别提出:“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共所长,辞格俊逸可喜。”
晁补之的诗以古体为多,七律次之,其诗善学韩愈、欧阳修,骨力遒劲,辞格俊逸。也有失于散缓,散文化倾向较明显。晁补之的诗风与张耒接近,而且以乐府诗见长。他的乐府诗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
晁补之的词今存160余首,风格与苏轼词相近,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写景、咏花、赠和、悼亡之外,还多写贬谪生涯和田园风光,而绮艳语较少。有的篇章气象雄俊,追步东坡,如《摸鱼儿·东皋寓居》、《水龙吟·问春何苦匆匆》等篇,词气慷慨,笔如游龙,为后来名家所竞效,有人认为亦是辛弃疾词所本。晁词时有健句豪语,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而趋于凄壮沉咽。
晁补之的散文成就高于诗,风格温润典缛,流畅俊迈。吴曾认为四学士中,“秦、晁长于议论”,张文潜有“晁论峥嵘走珠玉”之句(《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他的记叙体散文,如《新城游北山记》、《拱翠堂记》等,或即景抒情,描摹真切;或借事寓理,叙议交织,风格峭刻峻洁,语言凝练简朴。既有柳宗元写山水游记的传统,又可见苏轼散文对他的影响。
《宋史·艺文志》曾录有晁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鸡肋集》一百卷和《晁补之集》七十卷。这些集子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均遭禁,现存的仅有《鸡肋集》七十卷,其中诗赋二十三卷,杂著散文四十七卷,系补之从弟晁谦之于绍兴七年(1137)编成并刊行于建阳。

苏轼与张耒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人。生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殁于政和四年(1114),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代著名诗人,“苏门四学士”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因其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张右史;因其晚年居陈(今河南淮阳),陈地古名宛丘,所以人亦称其宛丘先生;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著有《柯山集》、《宛邱集》。词有《柯山诗余》,赵万里辑本。
张耒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后迁居楚州(今淮安)。张耒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晏殊的赏识。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一时。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州为学官的苏辙的厚爱。
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绕道陈州看望弟弟苏辙,张耒得以谒见苏轼,并执以弟子之礼,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苏轼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1073),张耒二十岁,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1075),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苏轼与张耒诗文交往的开始。在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1073)至元丰八年(1086),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的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妻子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1085),张耒在咸平县丞任上寄书与苏轼。是年冬,苏轼在开封写了回信《答张文潜县丞书》:
轼顿首文潜县丞张君足下。久别思仰。到京公私纷然,未暇奉书。忽辱手教,且审起居佳胜,至慰至慰!惠示文编,三复感叹。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见吾善者机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近见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议者欲稍复诗赋,立《春秋》学官,甚美。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如闻君作太学博士,愿益勉之。“德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爱莫助之。”此外千万善爱。偶饮卯酒,醉。来人求书,不能覼缕。
苏轼把振兴文坛的重任交付给后辈张耒等人,从中可见苏轼对于张耒的深厚期望。答书还赞叹张耒文似子由,“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苏轼一直认为苏辙的文章是胜过自己的,由此可以看出,苏轼认为张耒的文章造诣已经超越了自己。
元丰八年(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继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进京。
元祐元年(1086),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通过考试,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
这一年,苏轼免试为中书舍人,张耒专程寄诗以示祝贺:“皎皎连城璧,实为天地珍。足伤曾不售,宝气终氤氲。山川媚余秀,星斗揽奇氛。终然不可掩,三浴祓埃尘。”张耒把苏轼比作价值连城的宝玉,是天地造化的珍宝,认为苏轼和他的文章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是不可掩盖的,对苏轼进行了热烈的赞美,表达了对苏轼的由衷欣赏与爱戴。同时,作为苏轼的学生与忠实的朋友,张耒在这首诗中也告诫苏轼“无瑕故易伤,敛辉志乃神”,希望苏轼懂得收敛个性以避祸的道理,显示了他对苏轼殷切的关怀。
同年四月,张耒也返回京师,入为太学录。从元祐元年(1086)到元祐八年(1093)苏轼离京这八年中,张耒和苏轼因为同在京师而得以频繁地诗文唱和,翰墨往来,友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张耒与苏轼的关系并不是传统中的那种刻板的师生关系,相反,在某些时候,从他们的交往事例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孩童般的天真。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十九日,张耒与黄庭坚、晃补之到苏轼住处,翻出《黄泥坂词》手稿而去。苏轼《书黄泥坂词后》记录了这件事:
余在黄州,大醉中作此词,小儿辈藏去稿,醒后不复见也。前夜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箧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读,以意寻究,乃得其全。文潜喜甚,手录一本遗余,持元本去。明日得王晋卿书,云:“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乃用澄心堂纸、李承晏墨书此遗之。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苏轼赞赏“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世之超逸绝尘者也”(《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而且认为这并非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二三子自以为莫及也”,这种褒奖实际上已经是苏轼所能给予的最高赞美了。
元祐二年(1087)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
元祐三年(1088),秦观被召至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却扫编》卷下云:东坡初欲为富韩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昼寝,梦伟丈夫,称是寇莱公来访己,共语久之。既寤,下笔首叙景德澶渊之功,以及庆历议和,顷刻而就。以之示张文潜,张文潜阅后曰:“有一字未甚安,请试言之。盖碑之末初曰:‘公之勋在史馆,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窃谓‘能’不若‘敢’也。”东坡大以为然,即更定焉。由此小事,可见他们之间师生关系的融洽。
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被召入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六月,张耒罢著作郎,除秘书承。八月,苏轼因再次遭到洛党攻击,出知颍州。十二月,张耒除著作郎。元祐八年(1093)三月,张耒遭到御史黄庆基弹劾,谓苏轼自进用以来援引党羽,而张耒的此次升职乃苏轼“力为援引”,是苏轼拘私舞弊的明证。这件事情的历史真实虽未必如此,但是张耒受到苏轼牵连的事实却表明苏轼和张耒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是人尽皆知的。九月,苏轼出知定州。临行前,张耒、李廌等在惠济宫为苏轼送行。据邵祖寿《张文潜先生年谱》载:“东坡帅定武,诸馆职饯于惠济宫。坡举白浮欧阳叔弼、陈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饮此酒,酒釂当言所罚。’三君饮竟,东坡曰:‘三君为主司而失李方叔,兹可罚也。’三君者无以为言,惭谢而已。张文潜舍人在坐,辄举白浮东坡先生,曰:‘先生亦当饮此。’东坡曰:‘何也?’文潜曰:‘先生昔知举而遗之,与三君之罚均也。’举坐大笑。”苏轼谪官前离别的场景,一扫那种历来的那种忧谗畏讥、去国离乡的忧愁情绪,而是展现了师徒之间无拘无束、其乐融融的景象。然而,就是这次乐观的分手,却成了张耒与恩师苏轼的永诀。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祐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在今广西境内)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1099)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起用为兖州、颍州知州,但为时都很短。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终于“蒙恩”北归。当张耒闻听苏轼从海南放还时,他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奋笔疾书,写下了《闻子瞻岭外归赠邠老》一诗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望天留之付真主,世间毒烈计已误。柯山潘子应鼓舞,与子异时从杖履。”诗歌开篇两句极写诗人闻听喜讯欣喜若狂的情状。紧接着写了苏轼一生坎坷,历经磨难,可谓是百炼成钢。第五句说希望上天看在苏轼曾经遭受无数苦难,并且现在已是垂垂老矣的份上,不要再让他面对更多的苦难,希望上天怜惜人才,让苏轼能够平安地度过晚年。最后表达了自己希望早日与老师见面,再能聚首追随老师的心声。
但是,随后不久,苏轼病逝常州。时张耒知颍州,讣告传来,他便拿出自己的俸禄,于荐福寺修供,编素而哭之,以致师尊之哀。当政者论其非礼,于是张耒被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苏轼逝世,晃补之、黄庭坚等苏门弟子均有祭奠文字,而张耒为表达对恩师苏轼的悼念,却成为一时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此时的张耒早已经在宦海沉浮多年,政治经验十分丰富,他不会不明白,采取如此不为当时君臣所容的非常形式祭奠苏轼,将会冒多大的政治危险。而他毅然这样做了,而且镇静地接受了由此带来的政治打击。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单纯地表达对师友的哀思,不如说是张耒坚决继承苏轼思想和其人生选择的志向,也是对迫害苏轼及苏门人士的政敌们的一种无言的回击。
崇宁元年(1102),张耒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近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1105),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1106),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韶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味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穷困,但张耒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他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张耒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死后葬在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张耒的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为《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三人编辑的《张耒集》,收诗约2300首,散文、史论、议论近300篇。张耒的诗早年体制丰腴,音节浏亮,晚岁落其华,趋务平易,酷肖白乐天(居易)、张文昌(籍),一时独步诗坛;其文则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蔚然成家。
南宋高宗即位后,下诏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赠张耒集英殿修撰,诰词说:“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既概述了张耒等人的影响,又肯定了其文学成就,终于使张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