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我长思十载间——苏轼与李之仪 :

几度惊回窗下梦,新来添得雨中寒。
伤心不见东坡老,纵有鹅溪下笔难。

——李之仪《和储子胥桩竹》

庆云李之仪塑像

还记得《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这首词吗?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这首千古传诵的爱情词,历来为人推崇。这首词以水寄情,抒写女子思念爱人的深情像长江的水一样无穷无尽。这首词构思巧妙,委婉含蓄,流畅清丽,语极平常,但感情深挚,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千百年来广为传诵。毛晋《姑溪词跋》推许作者“长于淡语、景语、情语”,并称赞此词“真是古乐府俊语矣”。这首词的作者是李之仪。
李之仪(1038-1117),北宋词人,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沧州无棣(今山东庆云)人。少时即赴异地求学、交友。早年师从于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熙宁七年(1074)考中进士。他仪表堂堂,才华横溢,胸有韬略。哲宗元祐初为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今属甘肃)。元祐末从苏轼于定州幕府,朝夕唱酬。元符中监内香药库,御史石豫参劾他曾为苏轼幕僚,不可以任京官,被停职。徽宗崇宁初,提举河东常平。后因得罪权贵蔡京,除名编管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后遇赦复官,晚年卜居当涂。
李之仪既善诗词,又能属文,尤善尺牍,识图存画,抚琴唱吟,皆其所能。在京师颇有名气,深得各界名流钦佩。其诗流畅清丽,其词清婉峭隽,其文妙语活脱。李之仪在创作中主张以情见长,要“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他的诗文很有独到之处,黄庭坚、秦观等多有好评,苏轼也很敬重李之仪的才华。著有《姑溪词》一卷,《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姑溪居士后集》二十卷,《姑溪题跋》二卷。
李之仪是“苏门”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李之仪的诗词创作受苏轼的熏陶、指点,深受苏轼的影响。《四库全书》中评价李之仪的文章“神锋俊逸,往往具有苏轼之体”。李之仪仕途多舛,也与苏轼有很大关系。
李之仪与苏轼不仅有师生之谊,而且同受党争之害,所以彼此之间的情谊非同一般。《姑溪居士全集》中收录与苏轼有关的作品四十余首,《苏轼文集》和《苏轼诗集》中收录与李之仪有关的作品二十余首,特别是在遇赦北归的一年时间内,苏轼给李之仪的信笺就达七封。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文缘友情非同寻常。

仰慕结识,初步相知

每个人都是一颗独行的灵魂,人与人相识相知,是一种缘分。如果一颗独行的灵魂与另一颗独行的灵魂交融,迸发出心灵的火花,产生超乎寻常的深切感情,成为知音,那是三生有幸。生命常常会在这样的感知与理解中演绎出动人的篇章。
熙宁年间,李之仪因仰慕苏轼品高、才高、博学而与苏轼结识。李之仪小苏轼一岁,对苏轼极其仰慕,两人由相识到相知,交往逐渐加深。李之仪早年师从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与著名的“苏门四学士”相比,李之仪认识苏轼比较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情谊。苏轼比李之仪年长,李之仪视苏轼如兄若师。李之仪在传播苏轼著述、弘扬苏轼品格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苏门学士中于此最得力者。
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出任杭州通判。后来知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再后来遭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颠沛流离十余年。对苏轼流放外地,李之仪心中甚为不平,他积极联系一些旧日好友和官宦在朝中活动,以图使苏轼早返京师。他把自己的思念、想法写成书信,寄给远在黄州的苏轼。
苏轼接阅后,心情十分激动,旋即复《答李端叔书》:
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仿佛其为人矣。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犹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
苏轼在信中分析了自己得罪遭贬的根源,赞赏李之仪的为人为文,也表达了自己厌倦官场,淡泊名利,与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乐趣。在此期间,苏轼还有《与李公择书》、《次韵答李端叔》等诗文,两人在这种特殊处境下的交往,加深了友谊。
元丰八年(1085),神宗崩,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苏轼被召入京,授职中书舍人、翰林院知制诰,又授监管学士院考试、进士贡举之职,受到重用,“苏门”再度兴盛。此时,李之仪已为京官,在枢密院任编修,与苏轼比邻而居,成为苏门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诗词酬唱。苏轼曾经以李之仪诗呈玉堂前辈,延誉李之仪。有一天,他们雅集于西园,画家李伯时为李之仪作了一幅肖像画,苏轼欣然为之题《李端叔真赞并叙》:“须发之拳然,眉宇之渊然,披胸腹之掀然。以为不可得而见欤?则已见画于龙眠矣。呜呼!其将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将为不雨之云,以抱其全乎?抑将游戏此世,而时出于两者之间也?”既有赞叹、期待,也有勉励,令李之仪感奋不已。
苏轼不仅欣赏李之仪的形貌气度,更欣赏李之仪的杰出才华。李之仪既善诗词,又能属文,尤工尺牍(古人书写的工具,常作为信件的代称),苏轼称赞其“入刀笔三昧”,说他名气虽稍不如黄庭坚、陈师道,但妙语活脱,与张耒、秦观不相上下。元祐三年(1088)的一个冬夜,苏轼在翰林院值夜,长夜无事,就带了李之仪的一百多首诗,津津有味地一直读到深夜,而后乘兴写了一首题为“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的七律诗: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难呼孟浩然。
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愁侵砚滴初含冻,喜入灯花欲斗妍。
寄语吾家小儿子,他时此句一时编。

玉堂,即翰林院。诗中把李之仪与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相提并论,赞赏有加。尤其对不能与李之仪一起谈诗论道而感到遗憾,并愿意把自己的文章与李之仪的诗作编录一处。

互相切蹉,交往甚密

元丰八年(1085),苏轼被召入京后,苏轼与李之仪两人同朝为臣,一为中书省(西省)中书舍人,一为枢密院编修,闲暇时他们常常凑在一起,切磋词句,谈古论今。之后的几年,是苏、李结识以来交往最密、情谊趋笃的美好时光。苏轼对李之仪的文采、品行给予很高的评价。

若人如马亦如班,笑履壶头出玉关。
已入西羌度沙碛,又从东海看涛山。
识君小异千人里,慰我长思十载间。
西省邻居时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闲。

——苏轼《次韵答李端叔》

苏轼在诗中回忆两人初识的情景:尽管当时人众繁乱,但李之仪的不凡气度,却如木秀于林,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十多年来常常魂牵梦绕,难以释怀。
因朝中政权更迭,苏轼一直处于被贬和大赦的动乱当中,李之仪长期陪伴在苏轼的左右,吟诗作词,交流文字。
元祐八年(1093)九月,支持旧党的高太后薨,哲宗亲政,旧党皆被贬谪。苏轼出守定州,他奏请以李之仪为签判,作为自己的佐幕,一同赴任。
苏、李在定州共事只有半年多,但却是两人最为留恋的时光。苏轼是李之仪的主心骨和靠山,李之仪是苏轼的左膀右臂,两人形影不离,隔三差五文友相聚,谈古论今,同观雪浪石,同游孔子庙,同唱稻秧歌,诗文酬唱,互相砥砺。在任期间,李之仪不仅在遣词造句上收益颇多,也从苏轼身上学到许多为官做人之道,因而在公务中更加关心国运民生,清廉勤政。当时的定州地处边境,宋辽之间战火不断,由于军政制度不健全,官吏腐败,纪律松弛,讼案如山,民怨四起,州衙不闻不问,官吏也不敢问讯、查办,唯恐引火烧身。军吏克扣军饷、私售存粮,大发横财,戍边士卒懒惰骄横,酗酒赌博成风……苏轼在李之仪的协助下,申饬法度,明令规制,整治军纪,并把几个恶性昭彰、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发配到边远艰苦的地方服劳役。组建地方民团,学习兵法布阵,领兵操练武艺,提高御敌能力。命令军士修缮城池,协助百姓耕田劳作,军中衣食渐趋丰足。时日不长,定州军政焕然一新,深得将士赞誉,百姓拥护。苏轼不为荣辱得失左右,于荆棘坎坷中乐观向上。他关心民生疾苦,体恤兵士,清廉勤政,为官为人,堪称典范。
这一切,对李之仪的影响非同一般。两人相互倾慕,“朝夕唱酬,批讼理案,宾主甚欢”。

时时系念,诗歌酬和

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一月之内,相继接到三道贬谪之令,最后被贬到岭南惠州。苏轼深知厄运当头,遂将所藏书画分送诸友,他把自己珍爱的牛戬《鸳鸯竹石图》送给李之仪。又作《次韵李端叔谢送牛戬〈鸳鸯竹石图〉》。诗中有忠告,有慰勉,更有殷殷惜别之情。自此,苏、李二人天各一方。
然而山遥水远,天涯海角,隔不断彼此的深厚情谊,他们以书信、诗词传情达意。之后,李之仪调任原州通判,但他对苏轼这位亦师亦友的至交非常想念,常常作诗赋词,以解心中之苦闷。此后,李之仪本人虽受苏轼和党祸牵连,获罪陷狱,屡受磨难,但丝毫没有减弱他对苏轼的敬重和牵挂,写了《读东坡诗》、《跋东坡大庾岭所寄诗》、《和东坡赠岭上老人》等诗。
绍圣四年(1097),苏轼再贬海南儋州。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当年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的苏家,此时已是门可罗雀。原先追附的门下客,大都害怕受到牵连,避之唯恐不及。但李之仪却昂然不避,我行我素,诗和信反倒写得更多更勤了。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二十《书杨子讲所藏李端叔帖》言:“东坡先生既谪儋耳,平日门下客皆讳而自匿,惟恐人知之。如端叔之徒,始终不负公者,盖不过三数人。”苏、李两人飞鸿传书,期盼重逢的时刻早日到来。苏轼也为李之仪的这份患难之情所感动,在《答李端叔十首》及数件信函中,称赞李之仪才华超群,光明磊落,并殷切地关心李之仪的饮食起居,叮嘱李之仪注意养生之道。
元符三年(1100)一月,哲宗崩,徽宗立。苏轼再次遇赦,由海南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苏轼在北归途中,猝死于毗陵(今常州)。噩耗传来,李之仪悲痛欲绝,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十计日来,方有生意”。崇宁元年(1102)五月,苏轼灵柩运至颍昌,李之仪号啕涕零,含泪写下了《东坡挽词》:

从来忧患许追随,末路文词特见知。
肯向虞兮悲盖世,空惭赐也可言诗。
炎黄不死疑阴相,汉水相招本素期。
月坠星沉岂人力,辉光他日看丰碑。

他对苏轼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苏轼必定名彪青史、万古流芳。
崇宁二年(1103),奸臣蔡京继范纯仁之后任宰相,因李之仪曾为范纯仁代草《遗表》及《行状》,蔡京乘机挟嫌报复,将他下狱。不久,又将他流放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李之仪倍尝官场黑暗和人间疾苦,子死妻丧,生活困苦,他常常追思过去,更加怀念苏轼,遂以诗文聊表胸臆:

几度惊回窗下梦,新来添得雨中寒。
伤心不见东坡老,纵有鹅溪下笔难。

——李之仪《和储子胥桩竹》

诗歌表达了李之仪对苏轼不同寻常的情谊和刻骨铭心的思念。
数年后,李之仪遇赦复官,除职唐州,授朝议大夫。但他未赴任,仍居太平州南姑溪之地。饱尝了官场黑暗和人间疾苦的李之仪,空怀报效朝廷和济世救民之志,将自己的余生全部消磨在诗文词赋上。当年苏轼谪居黄州时,自号“东坡居士”,李之仪也以太平州城南姑溪河(又称鹅溪)为缘,自名“姑溪居士”。他朝耕夕拾,草篱结伴,徜徉于田野之上,吟唱于山水之间,在当涂终老一生。在这里,他写下了许多佳作。正如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在极度孤寂和痛苦的境遇中,写出了千古绝唱《声声慢》一样,李子仪也以一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而传诵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