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定向江湖老——知颍州扬州定州 :

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
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

——苏轼《淮上早发》

扬州谷林堂苏轼蜡像

颍州

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被召回京城,任吏部尚书,改翰林学士承旨。因为洛党贾易等人攻击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中“山寺归来闻好语”是“闻讳而喜”(三月神宗去世),苏轼觉得与这些人很难相处,再次请求离开朝廷。八月,苏轼被调往颍州出任军州事。
八月二十二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闰八月到任。当时,颍州自然灾害严重。这一年冬天,大雪铺地,百姓饥馑,农民以榆树叶、马齿苋度日,流民扶老携幼充斥颍州。有的灾民衣食无着,铤而走险,积伙为盗,打家劫舍。苏轼一方面奏请朝廷发义仓之谷数千石,平价出售作院之炭和酒务之柴救济饥寒的灾民;另一方面,坚决打击盗贼,派遣精干县尉追捕盗寇。
在颍州任上,苏轼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拒开八丈沟。元祐六年(1091),陈州和开封境内遭遇大水,朝廷本想利用蔡河泄洪入颍河,但由于蔡河水流速度较慢,便决定开挖八丈沟,将水引至颍河入淮。苏轼对此工程进行了前期考察。他选派精干官吏到计划开河的地段蔡口(今河南沈丘西北部)、江陂(今颍上江口)之间进行实地测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见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然后地面高下,沟身深浅,淮之涨水高低,沟之下口有无壅遏,可得而见也”。经过两个多月的测量,摸清了淮河汛期水位要比新开沟地域高出近一丈的情况。据此得出结论,新沟若开,大汛时,不仅起不到排水作用,反而会遭淮河逆灌,颍州将遭到八丈沟上下游洪水的袭击。于是苏轼便顶着压力写下奏章《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三次上书朝廷,精辟阐述了开八丈沟有害无益、劳民伤财的道理。由于苏轼的意见有充分的调研依据,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停止了对八丈沟的开挖。八丈沟工程停工后,当年颍州就免除了18万人的劳役,节省钱米37万贯,苏轼使当时的颍州人民避免了一次因规划错误而导致的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浩大工程。
苏轼在任颍州太守期间,兴修水利,浚清陂塘,开清沟,疏清沙,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关心百姓疾苦,维护百姓利益。当时颍州灾荒,有百姓去淮南路买稻种,行至固始县朱皋镇被扣。苏轼多次行文,要求放还被扣稻种,均遭拒绝。于是他上奏朝廷,终于要回了全部稻种。
颍州尹遇等人长期做盗贼,多次抢劫杀人,又杀死捕盗的官吏兵士。朝廷调来名捕捉拿他也没有擒获,被害者家属害怕他们再次加害,躲避不敢说。苏轼召来汝阳县尉李直方说:“你能擒获尹遇,我当力荐朝廷,要求从优奖赏;抓不到他,我也要以不称职奏免你的官职。”李直方家有年迈的母亲,他和母亲诀别后就出发了。李直方侦察得知盗贼所在的地方,分派人力捕获尹遇的党羽,他自己亲手戟击尹遇,擒获了他。朝廷以事情不符合奖赏的规定,推赏时没有赏到李直方。苏轼请求以自己的年资劳绩,作为对李直方的奖赏,朝廷没有同意。后来吏部通过对苏轼年资劳绩的考核,认为苏轼应当升官。苏轼希望以此转赏给李直方,但最后没有得到吏部答复。
颍州西湖,位于阜阳城西北新泉河两岸,是古代颍河、清河、小汝河、白龙沟四水汇流处,景色优美,四时俱佳。苏轼任职颍州期间,组织人力疏通了颍州西湖两个重要的泄洪通道——中清河、白龙沟。中清河是颍州西湖唯一直接入淮的水道,白龙沟则是颍州西湖入颍河的一个水道。颍州西湖经过苏轼的疏浚整治,除了在景观上焕然一新,可以保障旱期灌溉和汛期蓄水外,还便于航行,使船舶可以通过颍州西湖中清河直接进入淮河。明代《正德颍州志》载:西湖“长十里,广三里,水深莫测,广袤相齐”。《大清一统志》云:“颍州西湖闻名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媲美。”苏轼非常喜爱颍州西湖风光,曾在诗中将颍州西湖与杭州西湖相媲美,“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苏轼常游赏其中,饮宴会友,赋诗著文,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后来由于黄河泛滥,颍州西湖被泥沙填平,昔日美景,如今已不复存在。

扬州

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轼接到朝廷诏命,结束了在颍州半年的太守生涯,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晁补之(字无咎)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当时任扬州通判,以诗相迎,诗题为“东坡先生移守广陵,以诗往迎。先生以淮南旱,书中教虎头祈雨法。始走诸祠,即得甘泽,因为贺”。诗曰:

去年使君道广陵,吾州空市看双旌。
今年吾州欢一口,使君来为广陵守。
麦如栉发稻立锥,使君忧民如己饥。
似闻维舟祷灵塔,如丝气上淮西脽。
随轩膏雨人所待,风伯何知亦前戒。
虎头未用沉沧江,龙尾先看挂青海。
为霖功业在傅岩,如何白首拥彤幨。
世上谗夫乱红紫,天教仁政满东南。
青袍门人老州佐,于世无成志消堕。
封章去国人恨公,醉笑从公神许我。
琼花芍药岂易逢,如淮之酒良不空。
一釂孤鸿烟雨曲,平山堂上快哉风。

那时苏轼尚未至扬州。苏轼即于赴扬州途中作《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诗作答。诗曰:

少年独识晁新城,闭门却扫卷旆旌。
胸中自有谈天口,坐却秦军发墨守。
有子不为谋置锥,虹霓吞吐忘寒饥。
端如太史牛马走,严徐不敢连尻脽。
徘回未用疑相待,枉尺知君有家戒。
避人聊复去瀛洲,伴我真能老淮海。
梦中仇池千仞岩,便欲揽我青霞幨。
且须还家与妇计,我本归路连西南。
老来饮酒无人佐,独看红药倾白堕。
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
路傍小儿笑相逢,齐歌万事转头空。
赖有风流贤别驾,犹堪十里卷春风。

阳春三月,春风和暖,苏轼辞别颍州,乘船去扬州赴任。沿途见麻麦如云,一派丰收景象,但田间陌上却很少见到人影。苏轼满腹孤疑,于是“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经访问得知,老百姓皆为积欠所困,虽是麦收,农民怕官府催还积欠而不敢返乡。父老们说丰年还不如凶年好,凶年虽是天灾难熬,只要节衣缩食,还能将就糊口;丰年虽然能多打粮食,但因为要缴纳历年积欠,官吏上门,枷棒相加,暴力威逼,反而活不下去,有的甚至为积欠所迫而远走他乡成为流民。说到伤心处,父老们泪落连珠,听到动情处,苏轼也不禁心酸流泪。苏轼叹道:“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
三月二十六日,苏轼一到扬州,在上任后照例要写的谢表中直言不讳地说:“江淮之间,久罹水旱之苦。邻封二浙,饥疫相熏;积欠十年,丰凶皆病。”(《扬州谢到任表二首(之一)》)以后又写了《记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请求朝廷免积欠,“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状文写好后,他担心延误时间,立即命吏卒策马上路,昼夜兼程,送往京城。当时执政大臣以边陲用兵、国家财政紧缺为由,不同意免除“积欠”。扬州附近的几个州瘟疫开始蔓延,有的地方死人不少。苏轼面对现实,心情愈加沉重,他不顾政治上可能带来的影响,再次上书,说:“臣访问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为鬼腊。”苏轼这篇《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揭露了当时农民生活的悲惨状况。一直到七月,皇帝诏书终于传来:“不论新旧,各种积欠一律宽免一年。”苏轼为民请命终于取得成功,老百姓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消息在扬州传开,老百姓奔走相告,喜形于色。苏轼也很激动,写了一首诗:“民劳吏无德,岁美天有道。……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和陶饮酒二十首》十一),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
苏轼抵达扬州时,正是烟花三月,芍药盛开,繁花似锦。芍药是扬州名花,闻名遐迩,苏轼非常喜爱。他曾写诗题咏芍药:“倚竹佳人翠袖长,天寒犹著薄罗裳。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时世妆。”(《赵昌四季·芍药》)
当时任扬州通判的晁补之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年一度的“万花会”,其用意是对苏轼这位文坛泰斗表示欢迎,同时也让新任太守借“万花会”露面,与民同乐。主事官员告诉苏轼,前任太守蔡京在扬州期间,仿照洛阳办牡丹万花会的做法,用十万枝芍药花办起了蔚为壮观的芍药“万花会”,邀请豪绅僚属宴集赏玩,声势浩大,举目皆花,热闹非凡。主事官员并将历年办会惯例禀告苏轼,如何筹措经费,如何组织花源,等等。苏轼听后,觉得不妥,为此他走访花家、市民。百姓告诉苏轼,办万花会劳民伤财,官吏缘此为奸,剥削百姓,老百姓对花会怨声载道,深恶痛绝。
苏轼虽然也喜欢花卉和游乐,但是决不肯“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他认为地方父母官应当与老百姓忧乐相通,眼下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官府的陈年积欠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只顾自己寻欢作乐呢?于是毅然决定取消“万花会”,制止这种劳民伤财的活动。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苏轼写信给王巩说:“万花会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
在扬州任职期间,苏轼还设法解决了扬州漕运困境。漕运,就是通过古运河,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供应京城和军队所需。原来漕运由发运司主管,允许船工顺便搭载私货,以补充自己的生活不足。船工以官船为家,所载货物损失较小,到达也快。后来,朝廷下令严禁搭载私货,漕运船工生活贫困,就偷盗所送的官家物资以济饥寒。结果公私两困,国家损失惨重,船夫因纲运亏欠而被判罪流放的人不可胜数。问题不能解决,于公于私两不利。苏轼实地了解实情后,向朝廷建议恢复旧制,允许船工适当带点南方的土特产到北方贩卖,这样既可使船工生活有保障,也可减少漕运损失,朝廷同意了。从此,船工以官船为家,安居乐业,责任心也强了。苏轼实事求是为民着想,赢得了百姓的广泛赞誉。
苏轼的恩师欧阳修也曾在扬州当过太守。苏轼对扬州并不陌生,他曾先后十次到过扬州。欧阳修在扬州时建有平山堂,平山堂号称“淮南第一观”,位于扬州著名的大明寺西侧,苏轼曾写过一首《西江月》: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
苏轼守扬期间,为了纪念恩师欧阳修,在欧阳修所建的平山堂后面修建了谷林堂。谷林堂面南而建,五楹,七架梁,面南设廊和栏杆,硬山屋顶,东与大雄宝殿毗连。堂中上方悬“谷林堂”三字匾,黑色底,深蓝色字(为扬州浅刻名家黄汉侯集自东坡法贴。原方浚颐所题“谷林堂”匾、所书“遗址在栖灵,稚竹老槐,风景模糊今异昔;开轩借真赏,焚香酹酒,仙踪戾止弟从师”联,今已不存)。谷林堂落成时,苏轼写下了《谷林堂》诗:“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风初。我来适过雨,物至如娱予。稚竹真可人,霜节已专车。老槐苦无赖,风花欲填渠。山鸦争呼号,溪蝉独清虚。寄怀劳生外,得句幽梦余。古今正自同,岁月何必书。”诗歌写出了他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想,寄寓了苏轼对恩师欧阳修的敬重和仰慕,同时也表达了苏轼超凡脱俗的心态。
苏轼兴趣广泛,对美石情有独钟。在黄州,他曾用饼饵换得数百枚晶莹剔透的卵石;在登州,他特地到蓬莱阁下捡得一些色彩斑斓、被海水淘洗得光滑圆润的卵石;这次到扬州,他意外地得到了表弟赠送的两块石头,被誉为“稀代之宝”。苏轼写了一首《双石》诗,该诗题下有一段小引说:“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忽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乃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诗曰:

梦时良是觉时非,汲水埋盆故自痴。
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
秋风与作烟云意,晓日令涵草木姿。
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

双石成为苏轼的心爱之物,为了这两块石头,他曾与王晋卿数次诗文往来,讨论以石易画问题,传为艺林佳话。
苏轼对扬州政治、民风、文化的源流和影响都较广,他在扬州凝聚了一大批文化精英,营造了一种与扬州的历史文化特点相契合的文化氛围。千年以来,在扬州为官者成百上千,但为百姓所记者仅廖廖数人,而苏轼便是其中一位。在扬州人的心目中,苏轼的形象并不是一个官僚,而是一位贴近民心的文化名人。在清代,扬州人立三贤祠(欧阳修、苏轼、王士祯),以纪念历史上对扬州最具影响力的三位人物,苏轼便在其中。
苏轼在扬州任太守仅半年光景,时间虽短,但他努力革新鼎故,力矫时弊,解民倒悬,留下诸多政绩。而后,苏轼七月奉召回京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改礼部尚书,兼任侍读。

定州文庙

定州

元祐八年(1093),朝廷内部党争加剧,苏轼、苏辙兄弟被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连上七状突然袭击。苏轼一方面厌倦这种无休无止的党派斗争,另一方面对哲宗皇帝深深失望。作为帝王之师,苏轼对哲宗的教育一直尽心尽力,但是这位成长中的皇帝早已不同于当年,他性情暴躁,好色懒惰,对于祖母在政治上全包全揽、对自己严加管教,心怀不满,因而迁怒于身边近臣,不愿听从他们的教诲,反而心生怨望,冷冷地等待着亲政的那一天。苏轼竭力劝谏却无力回天,他心灰意冷,请求外放越州。然而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高太后一再挽留他说:“卿望高一时,名满四海,正直之节,冠于本朝。”诏令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勤农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任定州知州。高太后要他“眷吾北圉,虽无一日之虞,而中山巨屏,实难其帅,藉卿之重,姑辍以行”。
八月一日,与他同甘共苦二十五年的妻子王闰之因病在京城去世,苏轼悲痛万分。回想过去的岁月,妻子跟随自己在政治的风涛谷浪中起伏升沉,饱受磨难,始终保持着朴实诚挚的品格,穷而不怨,富而不骄,令人感佩。尤为可贵的是,她心地仁厚,对于苏迈视同己出,因而合家和睦,夫妻琴瑟和谐。苏轼本想尽快辞官,与她携手同归故里,谁知她却骤然撒手西去,这对苏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临老遇此灾,怀抱可知,摧剥衰羸,殆不能支”,他发誓要与妻子生同室,死同穴。
九月三日,主持元祐更化的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历来皇室传承之际,都是政局大变之时。一时之间,朝廷大臣人心惶惶,他们深深了解这个桀骜不驯、处事轻率的哲宗,明白他一旦执掌朝政,必定会自行其是,尽改旧政,他们忧虑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
九月二十七日,苏轼离京赴任,诸馆职饯于惠济。苏轼冒着严寒,迎着风雪,匆匆启程赴定州任所。路上赋诗一首,中有“聚散一梦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的诗句,表明苏轼是何等的无奈和忧愤。临行前,按一般规矩,赴边疆任职的官员,皇上要接见,君臣共商军政大计,并说几句鼓励与要求的话。谁知哲宗竟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借口,不予召见。苏轼深知国事将变,前景渺茫,加之妻子王闰之又不幸病故,心情异常沉重。“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道出了他的忧虑之情。
当时的定州(定州路统辖定州、保州、深州、祁州、永宁军、顺安军、安肃军、广信军)是北方边陲之重镇、河朔之咽喉、宋辽之战场,为朝廷重臣驻守之地,军政责任重大。丞相韩琦曾经任定州知州。
苏轼到达定州后发现,这里已到了“边政颓坏,不堪开眼”(《与钱济明》)的地步。市井萧条,军政腐败,军纪松散,武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训练无素,边防薄弱;军中兵饷过低,军营破烂,官兵贪污盗窃,酗酒赌博,兵丁食不果腹,强者逃亡,聚为盗贼。街上赌场众多,公开拉人赌博。军区城寨里的军眷人户,公然砍伐禁山,犁为田地,再放租给百姓,官吏不敢过问。社会风气败坏到了极点,这样的边境怎么得了!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苏轼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严明法纪,惩恶布新。苏轼取其贪污甚者,配隶远恶。对纪律松弛、偷盗、赌博、酗酒者,严加惩治。他查处了一批祸害乡里、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同时将横行乡里、聚首为盗者抓捕法办。
然后,整顿军纪,操练军队。苏轼亲自主持检阅军队,当时定州军礼久废,将吏不识上下之分,公命举旧典,元帅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觉得这样做耻辱,假装生病不来。苏轼毫不客气,立即召来书吏,让他起草奏章,上奏朝廷,专案弹劾。王光祖害怕了,震恐而出,使阅兵大礼顺利完成。从此,没有人敢怠慢,军纪有了明显改观。定州人说:“自韩魏公去,不见此礼至今矣。”
其次,强兵保境,军民联防。苏轼一方面奏请朝廷,增修弓箭社“为边防要用”,将其列为地方保边安民之条法;另一方面,强力组织各村庄建立少壮弓箭社。为加强边防建设,他在弓箭社的基础上,发展民兵,把各村各庄18-45岁的青壮年组织起来,“带弓而锄,佩剑而樵”,一面生产、一面备边,轮番巡逻。遇有“虏情”,击鼓相召,顷刻可致千人。军民联防使社会治安得以稳定,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再次,扶危济困,发展生产。据《定州市志》记载:元祐八年(1093),定州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可是秋税却依然繁重,老百姓苦不堪言。苏轼估计到第二年春夏之交,许多老百姓很可能有被饿死的危险,于是他明令禁止征收苛捐杂税,并两奏朝廷,实行“粮米减价”和“开仓贷米”,让农民“候丰年以还新官”。同时领导灾民积极自救。他用此法使定州五万饥民度过了荒年。
苏轼到定州后,不时抽出时间,下乡私访,亲临民间,了解百姓疾苦。宋代定州城北的苏泉、西板、东板、南宋、大西丈一带地方,大约有两三千亩闲置的水田,四季泉水长流不断,一派江南风味,但这里地势低洼,长年积水,十年九涝,百姓生活十分贫困。一天,苏轼到城北黑龙泉南定村私访,见到了这里的水田。苏轼看到水田荒着,觉着很可惜,便对身边随行人员说:“这里水草葱葱,鱼儿跳跃,泥土肥沃,若开成稻田,岂不是可富泽一方吗?”
于是,他找来当地农民,问他们是否愿意种水稻。农民说:“多谢知府大人美意,我们愿意种水稻,但这里既无稻种,又无种植技术,没法种。”苏轼说:“只要你们想种,我来想办法帮你们找稻种,教你们种稻的技术。”农民听了当然十分高兴。
随后,苏轼便派专人乘马从南方运来稻种,并派专人向当地农民传授种稻技术。他还亲自下水田为农民示范,教农民插秧。在苏轼的具体指导和关怀下,当地农民很快学会了育秧、插秧、薅草以及稻田管理等。
长时间在水田里插秧,弯着腰低着头,单调且繁重,定州百姓初行此事,感到十分疲劳。为了缓解劳作之苦,他们不由自主地哼唱起当地小调。下田巡访的苏轼听到这种插秧小调,十分感兴趣,他凑到近旁,仔细聆听,那插秧歌就像劳动号子一样。精通音律的苏轼,回到府里,对那秧歌调念念不忘。于是他派人专门去搜集,记下了大量的歌词和曲牌,他亲自将词曲加以修改整理后教人们传唱,以缓解劳作的辛苦。“水上白鹤惊飞处,稻禾千里尽秧歌。”这歌谣描述了当年定州的秧歌盛况。欢乐的歌声驱散了单调寂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疲劳,提高了效率。这种小调由于是在插秧时唱的,所以人们就管它叫作“稻秧歌”。
“稻秧歌”起初只是在田间唱,后来在地头搭台唱,地点由田间搬到舞台;开始只是唱小曲,后来配上音乐,编成秧歌剧。他们唱四时景色,唱劳动生活,唱风俗人情,也唱心中的喜怒哀乐。这秧歌越唱越响,越传越远,经过历代逐渐改进,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民间剧种,传唱至今。
这年秋天,稻子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非常高兴。苏轼能够如此潜心为百姓办实事,深为百姓称道。定州大秧歌把苏轼的美好人格永远烙印在音乐和舞蹈之中,永远留存于定州人民的心中,这才是一座真正不朽的丰碑。
苏轼任定州知州时,听南定村人说,用黑龙泉的泉水泡松节,不仅好喝,而且可以祛除百病。苏轼寻思:松树乃千岁之质,大厦之材,能取其精华,酿造成酒,可以成为高档保健品,人若食之,可以愈风扶衰,健康长寿。于是他用松针、松果熬成水,然后按当地所得秘方依法投料、酿制,最终酿出了酒。此酒味甘醇美,不逊于京城上好的美酒,苏轼为其取名为“中山松醪”。苏轼饮后,借着酒力写出了激情奔放的《中山松醪赋》。赋曰:
始予宵济于衡漳,车徒涉而夜号。燧松明而识浅,散星宿于亭皋。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岂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束蒿?烂文章之纠,惊节解而流膏。嗟构厦其已远,尚药石而可曹。收薄用于桑榆,制中山之松醪。救尔灰烬之中,免尔萤爝之劳。取通明于盘错,出肪泽于烹熬。与黍麦而皆熟,沸春声之嘈嘈。味甘余而小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蒸羔。酌以瘿藤之纹樽,荐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饮之几何?觉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罢儿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飞猱。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使夫嵇、阮之伦,与八仙之群豪。或骑麟而翳凤,争榼挈而瓢操。颠倒白纶巾,淋漓宫锦袍。追东坡而不可及,归哺歠其醨糟。漱松风于齿牙,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
在这篇赋中,作者借中山松诉说了自己难言的苦衷。他感叹将中山松这栋梁之材当作松明来用实乃大材小用,叹息中山松尽“萤爝之劳”以化为灰烬的不幸遭遇,正寄托着他的身世之感。他为挽救中山松的不幸,遂“取通明于盘错,出肪泽于烹熬”,“与黍麦而皆熟”,“制中山之松醪”。由饮中山松醪,联想到嗜酒狂傲的嵇康、阮籍和饮中八仙;又由自己屡遭左迁的身世联想到因爱国而被流放的屈原及其作品《远游》和《离骚》,表达了他在贬官生涯中的忧伤和愤懑,寄托了他那入世难进与出世不得的矛盾而复杂的思想感情。
经过苏轼词赋的推崇赞美,“中山松醪”成为定州名酒,流传于世。
据《定州志》记载,元祐八年(1093)十月二十三日,苏轼到定州任。二十五日,即去文庙祭奠孔子,作《告文宣王祝文》,并亲手栽下了两棵槐树,这两棵槐树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被称为“东坡双槐”。“东坡双槐”位于文庙前院南门东西两侧,经过千年风雨,仍郁郁葱葱。东者树根凸露,如巨大的龙爪匍匐于地,躯干镂空成片块状,树根、躯干难分你我地纠缠在一起。躯干粗大,五六个人手连手都不能合围。西者躯干分裂成板条状的两部分,各向东西,似两个老人负气背道而驰,中空,可容纳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可卧可立。树冠之大之圆更令人叫绝,每棵古槐茂密的树冠直径都在10米开外,似两个巨大的绿色伞盖。千年古树枯木发新绿,令人不可思议。这两株古槐虽历经风雨剥蚀,主干已朽,但仍枝叶繁茂,风来叶响,触人怀思幽古之情。
苏轼任定州知州时,于中山后圃得到一块佳石,该石黑质白脉,波浪似的水纹,呈石间奔流、浪花飞溅之态,遂名“雪浪石”。据道光年间所修《定州志》载,苏文忠公自序云:“余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中涵水纹,有如蜀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
苏轼得此石后,如获至宝,从曲阳运来汉白玉石料,雕刻成芙蓉盆,将此石盛于盆中。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雪浪斋”,并作《雪浪斋铭》一首,铭于盆唇:

尽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
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
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
东坡作铭岂多言,四月辛酉绍圣元。

该石高76厘米,宽80厘米,厚40厘米,石盆高70厘米,盆径130厘米,盆唇刻有苏轼所题铭文,盆外刻芙蓉两圈,盆下有六角形石座,上刻有水波纹。滕希靖赋诗,苏辙、李之仪、道潜、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人皆有和诗。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落贬英州,其后谪惠州,“雪浪”之名,废而不问,盆石也被埋没。直到明万历八年(1580),原盆才为真定令郭衢阶至定州时发现,原石也于万历十年(1582)为知州唐祥兴所发现。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州牧韩逢庥将盆石移至众春园内。雪浪石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他六次过定州,为雪浪石咏诗三十余首,并先后命张若霭(张廷玉之子)、董邦达、张若澄(张若霭之弟)、钱维城绘制了四幅《雪浪石图》。张若霭所绘的《雪浪石图》是第一幅,于乾隆十一年(1746)绘制,乾隆给予很高评价,说:“若霭昔图石,谓己传其神”,“壁张欲出云烟气,烛照曾无笔墨痕”。此图现收藏于避暑山庄博物馆。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始创于隋代,经唐、五代发展,至宋代达到鼎盛。制瓷工艺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装饰内容丰富,生活气息浓厚。定窑瓷色以白色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红釉等品种。历史上有宋仁宗斥责张贵妃接受臣僚王拱宸馈赠的定州红釉瓷器的记载。苏轼在朝中的时候,对名满天下的定窑瓷器早有耳闻。早前,他就曾写过《寄馏合刷瓶与子由》诗:“老人心事日摧颓,宿火通红手自培。小甑短瓶良具足,稚儿娇女共燔煨。寄君东阁闲蒸栗,知我空堂坐画灰。约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枣待归来。”到了定州以后,不论食北岳松膏,还是饮中山松醪,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定窑瓷器。他深入到瓷器作坊中观看了工艺流程和库存珍品,对各种精美的瓷器赞不绝口,欣然题下了“定州花瓷琢红玉”的佳句。
定窑瓷器是当时的高档酒具。苏轼好饮酒,自云:“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而尤喜酿酒以饮客。”(《书东皋子传后》)苏轼以自酿的“中山松醪”酒饮客时,都用定窑瓷器。
苏轼对烹茶的器具也十分讲究,在他看来,用铜壶有腥味,用铁壶有涩味,唯有用定窑烧制的兔花瓷盏煮茶,才可保证茶味的纯正与地道,也才能满足对茶的真正玩味与品尝。
绍圣元年(1094)四月十一日,对定州而言是个不平静的日子。这天一大早,从署衙门前一直到东关城门外,沿街挤满了专程为苏轼请愿或送行的老百姓,他们中有当地的开明绅士、社会贤达、军队的官兵、昔日的同僚,有人专门做了一把万人签名请愿的“万名伞”,请来定州宣旨的皇差回京转呈皇上,请求朝廷留任苏轼。
然而皇命难违,苏轼在定州只当了六个月的太守,就接到了贬谪英州的圣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苏轼近十年奔波的官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谁会想到,迎接他的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相关资料】
1.苏轼对《中山松醪赋》的喜爱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元符三年(1100),苏轼被贬儋州(今海南岛西北),“亲旧或劝益自儆戒,坡笑曰:‘得非赐自尽乎?何至是!’顾谓叔党曰:‘吾甚喜《松醪赋》,盍秉烛,吾为汝书此,倘一字误,吾将死海上。不然,吾必生还。’叔党苦谏,恐偏旁点画偶有差讹,或兆忧耳。坡不听,径伸纸落笔,终篇无秋毫脱谬。”([宋]叶釐《爱日斋丛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