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作天涯万里意——再贬儋州 :

东坡在儋耳,自喜无人识。往来野人家,谈笑便终日。
一日忽遇雨,戴笠仍着屐。逶迤还到家,妻儿笑满堂。
歆哉古之人,光霁满胸臆。图形寄瞻仰,万世谁可及。

——明·唐寅《题东坡先生笠屐图》

儋州苏轼塑像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四月,朝廷议苏轼“草制讪谤”之罪(实章惇致之),再次把他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今海南昌江,原儋耳地),不得签书公事。
古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濒临北部湾。当年这里是蛮荒之地,交通非常闭塞,环境非常荒凉,生活非常艰苦,是朝廷流放那些严重的、死不改悔的罪臣的首选之地。到了如此险恶的环境,被贬谪的官吏往往再也回不去了。家破人亡的苏轼也作好了死在海南的心理准备。他在给好友王敏仲的临别信中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答王敏仲十八首之十六》)由此可知,苏轼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苏轼被贬儋州时,已经六十二岁,两位妻子已先后去世,跟随他的红颜知己王朝云也已在惠州离开了人间。苏轼四月十七日接到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的诰命,第三天就与家人痛苦诀别。他认为此去再无生还希望,便把全家安置在惠州,只带幼子苏过一人渡海。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漂泊,终于到达贬所儋州。
踏上海南岛,只见四州相连,遍地山洞,登高北望,视野所及,只是一片浩瀚的海水,四顾茫然。沦落天涯,孤独无助,苏轼禁不住写下了《行琼儋间》诗,中有诗句云: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
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
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
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麟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

这些诗句抒写了作者身处天涯海角、有家难归的凄凉之情。
当时儋州非常荒凉,“北船不到米如珠”(《纵笔三首》)。苏轼到达儋州后,初僦居官舍。绍圣五年(1098)三月,湖南提举常平官董必按察岭南,遣使把苏轼从官舍里驱赶出来。
苏轼无处可居,只得在城南桄榔树丛里买地筑屋,十几个跟随苏轼问学的士子全力以赴,其中来自潮州的王介石,担当主要负责人,“不躬其劳辱,甚于家隶,然无丝毫之求”(《与郑嘉会书》)。当地的百姓也运甓畚土,前来帮忙。建房所需一切物资,稍有缺乏,邻居们都主动送来。就连军使张中也亲自前来帮着挖地挑土。在大家的帮助下,修起五间茅屋。因为茅屋四周都是桄榔树,苏轼为草舍取了个文雅的名字“桄榔庵”,并写下了《桄榔庵铭并序》,文曰:
东坡居士谪于儋耳,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
九山一区,帝为方舆。神尻以游,孰非吾居?百柱屃赑,万瓦披敷。上栋下宇,不烦斤。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氛瘴雾,吞吐呼吸。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习若堂奥,杂处童奴。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卢。无作无止,无欠无余。生谓之宅,死谓之墟。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濛之都乎?
住在桄榔庵中,苏轼甚爱种植一种儋州簕竹。据《儋县志》记载:“簕竹一名涩簕,即棘竹也,长芒密距,枝皆五出如鸡足,可蔽林岩。”这种竹子,生命力极强,长得蓬勃葳蕤,密密匝匝,可为村民护寨。而且,这种竹子坚韧耐用,可做房子衍条,亦是编织物的上好材料。同时,它的笋质嫩味美,是苏轼的家常菜。苏轼认为:“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逐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他以儋州簕竹作为自己当时的精神写照。“三年野服”的苏轼,既爱种儋州簕竹,又常吟簕竹之诗。他写道:“竹有雌雄,雌者多笋,故种竹当种雌”,“自根以上至梢一节发者为雌。物无逃于阴阳,信哉”。(《仇池笔记·竹雌雄》)他几乎就是个种竹专家了。难怪后人画东坡笠屐图时,总让苏老先生手拄一根儋州竹子。
苏轼写到自己当年谪居儋州的惨景:“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答程大时一首》)他“尽卖酒器,以供衣食”,常常以红薯、紫芋充饥。为了解决衣食之困,他向儋州太守要了一块官地耕种,自食其力。面对如此困境,苏轼不改乐天派本色。他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别海南黎民表》)他认为故乡在自己心里,只要心有所安,无处不可作故乡。
《曲洧旧闻》中记载,苏轼在儋州,因为试笔,曾经自己写道:我刚到南海,环视天水无际,为之凄然感伤,说:“我何时能够离开这个岛呀?”不久又想,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谁不在岛屿呢?盆水倾覆于地,草芥浮于水,蚂蚁附于草芥,茫然不知道去哪儿。一会儿,水干了,蚂蚁立即离去,见到他的同类哭着说:“差一点见不到你们了。”它哪里知道在俯仰之间,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呢?想到这一点,苏轼忍不住笑了。
诗人首先由大视小,从万类皆在“岛”中的宏观视野来安慰自己;接着又由小视大,以蚂蚁的卑微可笑来唤醒自己,从而得以超越悲哀,保持乐观的精神。
《曲洧旧闻》中还记载了“东坡论食”的故事。苏轼贬居海南儋州期间,与客人谈论天下美食的排名,他在一张纸上写道:“蒸烂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这则材料虽然故事的真实性存疑,但从中可以推知,人生的多舛,仕途的坎坷,并没有使豁达的苏轼失去生活情趣。

深厚友谊

海南岛的黎族人以种地、打猎为生,一直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受尽剥削压迫、凌辱。早在汉武帝时代,黎民就曾反抗击杀太守,被称为“黎蛮”,遭到当权者的镇压。
苏轼倡导民族平等。他踏上海南这片陌生的土地,耳闻目睹黎族人民遭受汉族官吏欺凌的现实,提出了民族平等的主张。他在《和陶劝农》诗中写道:

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
怨愤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

苏轼与黎族人交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黎族百姓很喜欢他。请看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这首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儋州浓郁的人情。一个贬官走在去农家的路上,孩子们以特殊的方式——吹葱叶迎送。这是多么感人的场面。试想如果没有长辈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孩子们会以礼待人么?“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访黎子云》),这诗句写苏轼与黎族小孩都成朋友了。
苏轼在儋州创办学堂,传播中原文化。他在《和陶始春怀田舍二首并引》4934中记载:“儋人黎子云兄弟,居城东南,躬农圃之劳。偶与军使张中同访之。居临大池,水竹幽茂。坐客欲为醵钱作屋,予亦欣然同之。名其屋曰载酒堂。”这段话说明了创建载酒堂的起因。苏轼把教学的地方命名为“载酒堂”,这是取“载酒问字”的典故。(后人在此基础上扩建为“东坡书院”。)
苏轼自编教材。“当时经义初行,海外无书可读,编成经说,传诵当时也;辨析经传,异义参求也;所成史论,分明易晓也;所成史断,浅近易解也。”(王国宪《重修儋县志叙》)苏轼以订补的《易传》、《论语说》和撰成的《书传》作教材,以诗书礼乐教化民众、开启民智。有诗赞道:“谪居儋耳有三秋,轶事繁多史籍留。劝导庶民兴学馆,写成经义教名流。”(林明达《东坡文教启儋州》)
苏轼在儋州设帐授徒之事远播域外,大批学子纷纷慕名来儋求学,如琼州的姜唐佐、潮州的吴子野、江苏的葛延之,等等。儋州人更是教育自己的子弟从师于苏轼,黎子云兄弟、符林、王霄等读书人常载酒问字,接受教育。在当时尚未开化的海南,这也是一件新鲜事啊!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饱学之士。
《琼台记事录》中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儋州县志记载:“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经苏轼的大力倡导,海南读书之风渐渐兴起。不时可以听到书声琅琅,弦歌四起。苏轼北归三年后,琼州的姜唐佐便举乡贡;大观三年(1109),儋人符确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
《墨庄漫录》记载:苏轼在琼州,读书人姜君弼(姜唐佐)来求学。苏轼在他的扇子上题诗道:“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姜君弼请求把诗写完,苏轼说:“等到你他日科举及第,我再给你补全。”后来,姜君弼到广州,被荐举来到京城,那时苏轼已经去世。于是,他去拜访了苏辙。苏辙为他把诗歌补全:

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
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苏辙《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

苏轼倡导发展农业生产。苏轼在儋州时,这里的农业还处于原始时代,刀耕火种,由于生产方式十分落后,农民生活十分贫困。他发现海南大面积荒芜,庄稼收成也很低,连自己都不够吃。苏轼告诉黎民:“天不假易,也不汝匮”,“利尔耝耜,好尔邻偶。斩艾蓬藋,南东其亩,父史搢梃,以抶游手”。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黎家就会出现丰衣足食的景象,“霜降稻实,千箱一轨”,“大作尔社,一醉醇美”。苏轼还诚恳地说:“听我苦言,其福永久。”(《和陶劝农六首并引》)苏轼苦口婆心劝说黎族百姓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一个异地的汉族贬官对黎族同胞的赤诚之情跃然纸上。
由于儋州文化与观念落后,当地人生病不医治,说是妖魔作怪,要请巫师捉鬼,杀牛驱邪,牛是人们举起屠刀任意宰杀的对象。苏轼向他们传播医学知识,广泛收集药方,为黎族百姓治病。
苏轼在海南文化、医药、生产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受到海南人民世世代代的敬仰与怀念。

诗文创作

苏轼谪居儋州三年,食芋饮水,生活极其艰苦,但他仍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以著书为乐。苏轼在儋州共写诗127首,词4首,各种表、赋、颂、碑铭、论文、书信、杂记等182篇。这时期的作品,已没有了大江东去的豪迈闳深,也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在大量的农家生活的纪实中,追求陶渊明悠然自乐的隐逸生活。
他一方面“著书以为乐”,进一步修改整理在黄州时业已完成的《易传》和《论语》,同时又作《书传》十三卷、《志林》五卷。在《答苏伯固四首之三》中他说:“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评价说:“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光儒所未达。”他用枯萎的生命书写出了人生与文学的辉煌。
苏轼在儋州,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他重视追和陶渊明的诗作,并亲自把这些诗编成集子交付苏辙作序。他说:“师渊明之雅致,和万篇之清诗”,“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轼和陶诗表现了他崇尚真朴自然、不慕功名荣利的情怀,也表现了他对魏晋诗歌“高风绝尘”风格的倾慕和向往。由于自己的境遇,过去一直推尊杜甫的苏轼,在儋州时则把陶渊明作为自己最好的精神伴侣。《入寺》一诗很具体地表述了他的这种心态,诗云:

曳杖入寺门,辑杖挹世尊。
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
多生宿业尽,一气中夜存。
旦随老鸦起,饥食扶桑暾。
光圆摩尼珠,照耀玻璃盆。
来从佛印可,稍觉魔忙奔。
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
敛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

苏轼《纵笔三首》诗其一云:“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极写诗人白发萧散,寂寂病容,“物我两忘”的无限乐趣。
苏轼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于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给琼州僧道赟,希望他规劝当地父老,改变这种迷信鬼神的不良习俗:
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
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
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贇,使以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庶几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记。
苏轼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处境艰难,却关注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表现了他的可贵品格。
《雨夜宿净行院》一诗是他离开儋州时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总结,诗云: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这很像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苏轼在儋州,留下了许多传世佳话,为我国知识分子从政为文、升迁浮沉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形象写照。
元符三年(1100),六十五岁的苏轼遇赦北归,儋州父老携酒馔,直至舟次相送。苏轼写下了著名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一诗: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满头白发的文坛巨人苏轼,又漂泊在北归的路上……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遇赦北返的苏轼游览金山寺。寺里,那幅李公麟所作的苏轼画像还在。那是十年前在驸马都尉王诜的西园雅集时,画家李公麟为苏轼作的画像。画中,苏轼就坐在这座王家花园的一块石头上,头上戴着他标志性的“子瞻帽”,手里拿着弯曲的竹杖,穿着宽大的道袍,神情严肃地望着花园的尽头。他的眼睛细长而又明亮,纯净没有遮拦,眼睛上面的双眉细而挑,直插鬓际,使一张脸显得方正均匀。他的嘴非常规整,上下嘴唇均匀。髭须细而略长,修整得体精致。苏轼表情严肃,右手自然下垂,放在一块黑色的石头上。
十年之后,苏轼死里逃生,万里北还,再见到这幅画时,禁不住悲从中来,想到他被贬谪黄州的五年、被贬谪惠州的两年七个月和被贬谪儋州的三年,百感交集,他用颤抖的手,在画像旁边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旷世奇才苏轼暮年时对自己人生的总结,这位诗词书画都堪称绝唱的文化巨子、卓然大家这样描述自己的人生,千年后读来仍令人扼腕叹息,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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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坡惠州、儋州之祸,实章惇致之。章惇二子章持、章援为元祐三年(1088)进士,章援第一,章持第十,主考官即东坡。元符三年(1100),东坡自海南北返。章惇反对传位徽宗,徽宗上台后,立即将他罢相,贬往雷州。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苏轼到达京口,章惇的儿子章援也在那里,他没有见到苏轼,诚惶诚恐地写了一封长信,为父亲求情。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苏轼将被起用。苏轼在复信中有“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等语。全书于章惇被贬绝无幸灾乐祸之语,反殷殷为章氏兄弟筹划如何孝养。东坡心胸之伟大,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