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辞长作岭南人——远贬惠州 :

李白当年流夜郎,中原无复汉文章。
纳官赎罪人何在,壮士悲歌泪万行。

——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

苏轼惠州食荔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故,宋哲宗赵煦亲政。在高太后生前,哲宗就对司马光和高太后一味废止新法、打击变法派的做法极为不满,一心想着继承宋神宗的遗志推行新法。亲政后不久,哲宗即恢复变法派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职名。
元祐九年(1094)二月,赵煦任用李清臣、邓润甫为执政大臣,两人倡议“绍述”先帝之政。四月,宋哲宗改年号“元祐”为“绍圣”,明确宣布继承神宗的改革事业,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任命章惇为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卞、许将、黄履等先后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完全控制了朝政。这批重回朝廷的变法派大臣们,基本上背离了当年王安石变法的革新精神,而把打击报复元祐朝臣作为主要目标,尽情发泄他们多年来被排挤在外、投闲置散的积怨。元祐时期的重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相继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已被贬为知府的范纯仁上奏论救,最终也被贬往永州(今属湖南)。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夺谥毁碑。罢黜、贬谪的诏令接二连三,打击报复愈演愈烈。韩维等30多人相继落官被贬,“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哲宗亲政时期,打击报复成了主要政事,比起元祐更化间司马光等传统派对于变法派的打击,更残酷,更彻底,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轼是变法派复出后的主要打击对象。章惇、蔡卞等人唆使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来之邵弹劾苏轼,指责他在以前起草的制诰、诏令中“语涉讥讪”、“讥斥先朝”(宋神宗朝)。绍圣元年(1094)四月,贬苏轼为左承议郎,责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军州事。六月,苏轼还在赴英州的路上,又把他贬为宁远军(治所在今湖南宁远)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据有关史料记载,从绍圣元年(1094)四月壬子(十一日)起到同年八月上旬,朝廷对苏轼五改诏令、四降官职,从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定州知州,一直贬到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由戴着“学士”桂冠的外放州官,变成了“不得签书公事”、听候地方“安置”的罪人。从接到贬官落职的第一道诰命后,苏轼即携侍妾王朝云、三子苏过启程“南迁”。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贬所惠州,时年五十九岁。
变法派把苏轼贬到惠州,目的是想置苏轼于死地。唐宋时期,岭南属蛮貊之邦、瘴疠之地,气候迥异北方,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官员贬谪于此,往往不能生还。所以中原士人对于岭南往往闻而色变,避之唯恐不及。
变法派还想利用苏家与程之才(字正辅)的矛盾,借程之才之手除掉苏轼。程之才是苏轼的表兄,也是苏轼的姐夫。苏轼的姐姐八娘自幼饱读诗书,能诗善文,十六岁时嫁给程之才。但是八娘嫁到程家以后,公婆一直不喜欢她,经常虐待她。第二年,八娘产下一子并因此身患重病,而程家却不给她治病,苏轼的父母只好把八娘接回娘家诊治。病情刚刚好转,公婆却兴师问罪,责备八娘不尽媳妇孝道,并抢去她的婴儿,以致八娘伤心不已,旧病复发,含恨而死。苏轼的父亲遂宣告与程家断绝关系,从此两家成为仇家。
苏轼此次南迁,沿途多遇故旧,并得到他们的帮助。经过润州时,以龙图阁知润州事的张耒,怕苏轼在路上遇到不测,特地挑选了王告、顾成两名士兵随他南行,沿途照顾他,一直护送到惠州。
苏轼对此次贬谪内心不服,当他翻越大庾岭即将踏入广东时,心潮澎湃,慨然写诗表白自己的心志: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

——《过大庾岭》

说自己是“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一股凛然之气跃然纸上。

生活窘困,栽种自食

惠州与京城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是对于当地的官吏和百姓来说,苏轼的名字却并不陌生。他的到来,既令人欣喜,又令人惊讶。人们没有把他当作罪臣看待,而是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前来迎接,嘘寒问暖。惠州父老的盛情令苏轼十分感动。环顾周围那一张张洋溢着热情的笑脸,他写下了《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这首诗写百姓热情迎接、关切同情的情景,并借“新丰”的典故抒发了作者“仿佛曾游”的亲切之感。“岭南万户”本为酒的名字,古时常以“春”名酒,“岭南万户皆春色”一句,既借指惠州家家户户都有美酒,也比喻这里的民众热情好客,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地方官吏如惠州太守詹范、循州太守周文之、广州知州章质夫、博罗县令林抃、程乡县令侯晋叔、归善县主簿谭汲等人,并没有因为苏轼带罪贬谪而嫌弃他,他们来拜访苏轼,邀请他游玩;诗词唱和,时有往来;困难时资助他,他要求办什么事,也尽可能帮助他。
惠州太守詹范,久仰苏轼大名,非常敬佩苏轼的人品和才华。当苏轼报到后,他待以殊礼,特许他暂住在三司行衙中的皇华馆内的合江楼(北宋朝廷官员按临本地时所住的驿馆)。合江楼在府城东北,当东、西二江汇合处,这里风景优美,宁静清新,登楼远眺,但见云水浩渺,青山隐隐。苏轼欣然命笔,写下了《寓居合江楼》一诗,诗云:

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诗句写出了合江楼的优美风景,同时也抒发了苏轼放达乐观的精神风貌。但行衙毕竟不可久留,数日后,苏轼迁居条件简陋的嘉祐寺。
二十多天后,程乡县令侯晋叔、归善县主簿谭汲来拜访苏轼,他们把他誉为当代的谪仙人李白,并邀他去游邑治西八十里的大云寺。苏轼非常高兴,带上了他人赠送的“万家春”酒。大家围坐在松下草地上,举杯劝酌,在情投意合的氛围中,苏轼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浣溪沙》词一首。词曰:
罗袜空飞洛浦尘,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
过了三个月,已是绍圣二年(1095)的春节了。春节、元宵是老百姓的传统节日,在这些日子里,举家团聚,送旧迎新,是不可缺少的传统活动内容。可是,这年春节对于苏轼来说不比往年,反差太大了。前年春节在京城,在皇帝身边度过;去年春节在定州府度过,自己还是一州之长;而今年春节,自己却变成了一个罪臣,在破败的嘉祐寺中度过。元宵节晚上,苏轼正在家里苦闷,惠州太守詹范竟然带了酒食和一帮随从到嘉祐寺来探访苏轼。他们在桄榔林下布下酒席,还叫王朝云、苏过一起来陪坐聊天。苏轼与太守不时对饮,闲话人生,感情十分融洽。当酒过三巡,苏轼有点醉意的时候,突然间,听到喧嚣的锣鼓声向嘉祐寺逼来。一会儿,只见一头五彩斑斓的狮子向桄榔林间走来,狮子后面跟着一队人马。醒狮队一到詹太守和苏轼面前,便向他们分别拜了三拜,拜完之后便在空地上舞了起来。原来,詹太守看见苏轼在嘉祐寺寂寞,特地叫了醒狮队来助兴,给苏轼拜个年。苏轼特别高兴,异乡遇知己,孤独感顿时消失,触景生情,吟咏了一首《上元夜》。
詹太守对苏轼的敬重,是发自内心的。他不仅因为苏轼曾是朝廷高官,更主要的是敬重苏轼的人品和学识。苏轼“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忧民之心”(陆游《题东坡帖》)的品格,令詹太守敬仰得五体投地。詹太守知道,文人喜欢游山玩水,尤其是像苏轼这样的大诗人,见到了奇异的山水后,肯定会诗兴大发的。于是,他特意邀请苏轼去游览白水山,让他对惠州的山山水水有更深刻的认识。绍圣二年(1095)三月四日一早,詹太守便邀请苏轼父子游览了惠州著名的风景区白水山温泉。苏轼被贬谪到惠州后,与詹范诗词唱和频繁,有“江上同三点,天涯又一尊”等诗句。苏轼称赞詹范“治行超卓”。
詹太守离任后,方子容接任了惠州太守之职。方太守继续推行詹太守的美政,实行便民政策,惠人称好。为了使惠州官吏和百姓能有一个好的休息之处,方太守重修了故相惠公尧佐所建的“野吏亭”。完工后,特地请苏轼为之写了《野吏亭记》。
绍圣元年(1094)十二月,苍梧太守李亨伯(安正)来访,留十日。苏过《斜川集》卷六《书漳南李安正防御碑阴》曰:“绍圣初,先君子谪罗浮,是时法令峻急,州县望风指,不敢与迁客游。一夕,苍梧守李公安正引车骑叩门,请交于衡门之下,先君子初不识面也。慨然论世间事,商略古今人物,下至医卜技艺,皆出人意表。先君惊喜,以相见为晚。而公冒犯简书之畏,卒留十日而后行。呜呼,真天下奇男子!”
循州太守周彦质(字文之),一向与苏轼友善。当苏轼被贬谪惠州后,生活比较困难,周文之便坚持不断地给他送米、送酒,使他能在经济上度过难关。周太守治循有政绩,有较好的声誉。绍圣三年(1096)五月,周太守兴建的一座厅堂快竣工了,想请苏轼题个榜铭。于是,他便请人画了厅堂的建筑图及地形图,派人给苏轼送去。苏轼一看,灵感顿时涌上心头,马上提笔写下“默化堂”三字,并给周文之修书,鼓励他顺乎自然规律,提高领导艺术,把循州治理得更好。
绍圣四年(1097)二月,苏轼在白鹤峰的新居落成了。这时,循州太守周文之正好罢任,他特地到惠州来探望苏轼。周太守到惠州后,便与方太守联系好,一起到苏轼的新居去祝贺。大家互相唱和,弄得苏轼也只好破戒作诗唱和,热闹了好几天。
苏轼贬寓惠州期间,前来探望他的官员以邻近惠州的为多。但也有一些外地朋友,有的用书信和苏轼联系,有的则派专人给苏轼送酒、送米、送药物,比较著名的有章质夫、王仲敏、钱世雄等。
北宋时期是儒道释三教融合的时代,苏轼精通儒道释三教。在王安石变法中,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同,故屡遣外任,而每一次外任,都与僧人道士来往密切。尤其是在苏杭,苏轼有一帮非常友好的僧道朋友。当他谪贬惠州后,与他友好的僧人道士不远万里从苏杭和成都等地来探望他。如苏州僧人卓契顺步行两千余里,为苏迈、佛印带信。此外还有法舟、法荣、吴复古、吴惟忠、法芝(昙秀)、惠诚等都曾来探望苏轼。参寥子(道潜)也一直坚持要来探望苏轼,但那时参寥子年事已高,被苏轼制止了。苏轼曾说过:“吴越多名僧,与余善者常十九。”这些名僧名道不远万里来探望他,不仅给他带来温暖,还可以与他切磋佛理道义,帮他排遣心中的烦恼。
绍圣元年(1094),程之才正做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掌管所属各州的司法、刑狱和监察,简称提刑),刚来惠州的时候,苏轼的确担心程之才会伺机报复,但又想,两家已经四十二年未通音信了,此事似乎到了应该了结的时候了。他写了一封信,托一位同乡带给程之才,表达了和解之意。信中还说:最近得到一个酿酒的良方,酿出的酒,色香味俱佳,不知表兄何时前来,定当预先酿好此酒接待。
绍圣二年(1095)正月,苏轼正在家中翻阅唐人诗卷,忽然门外一阵喧哗,原来是程乡县令侯晋叔来访,一来恭贺新岁,二来为新任广南东路提刑程之才传话通问。苏轼明白,那是程之才重修旧好的试探信号,不禁感慨万端,童年的趣事,少年的梦想和彼此熟悉的亲朋好友的音容笑貌,一齐在眼前浮现,见过多少人事沧桑,历过多少世路坎坷,苏轼将一切都已看淡,唯有这一份亲情依旧如此珍贵,重如千钧。他马上复书程正辅:
知车骑不久东按,倘获一见,慰幸可量!
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不知兄果能为弟一来否?

——《与程正辅书》

绍圣二年(1095)三月七日,苏轼的表兄、广南东路提点刑狱程之才前来惠州视察。他在接见过地方官后,携带第十子,到归善县城嘉祐寺松风亭探望表弟苏轼。在嘉祐寺简陋的斋房里,表兄弟两人相对而坐,舒怀畅谈,尽释前嫌。

世间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疵瑕。

——《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

两人饮酒赋诗,追忆蜀中往事及先祖盛德,又像回到了童年时代。应程之才之请,苏轼撰写了《外曾祖程公逸事》。程之才给苏轼带来了丰厚的礼物,同时指令有关官员请苏轼回合江楼居住。
过了十天,程之才公事已毕,要离开惠州返回驻地韶州(今韶关)。苏轼亲自送表兄到博罗,并同游香积寺,赋诗送别:

舣舟蜒户龙冈窟,置酒椰叶桄榔间。
高谈已笑衰语陋,杰句犹觉清诗孱。
博罗小县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忘还。

——《追饯正辅表兄至博罗,赋诗为别》

相见时难别亦难。四十二年隔绝,相会在蛮貊之邦,临别之际,只有道不尽的珍重和至诚的祝愿。
在惠州的时候,苏轼写了和陶渊明诗,对陶渊明的每一首诗都作了呼应。黄庭坚当时在贵州,读到这些诗之后,也写了一首诗作回应:“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岁不同,风味乃相似。”意思是说,苏轼被贬到岭南,但朝中的人仍可能会杀他,而苏轼却过着清淡的生活,吃惠州的饭,和陶渊明的诗。苏轼与陶渊明虽然在时间上相隔很远,但其可亲可敬的风格却是相似的。作为苏轼的好友和门生,黄庭坚对苏轼惠州期间创作的和陶诗作了最精当的注脚。
北宋时期的惠州,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中原落后许多。苏轼贬居惠州,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在从定州赴英州的贬谪途中就已经财物不继了,还特地向他的弟弟苏辙要了七千缗,才解决了苏迈等人的安家问题。到惠州后,他经常缺米断酒,多亏惠州太守詹范和循州太守周文之等人经常馈送酒米,方解决其“厨无烟”的困境。
相传,当时集市上每天只杀一只羊,除了卖给官府和有钱人家之外,普通人家是很难买到的。苏轼喜欢肉食,但又不敢和当官的争,故只能和屠夫商量,请屠夫把官宦人家不要的羊脊骨卖给他。苏轼不愧是一个美食家,他将羊脊骨买回去之后,先把它煮熟,然后涂些酒和薄盐,再放到火炉中去烤一烤,羊脊骨竟然酥香无比。苏轼吃得津津有味,说是“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并写信告诉苏辙,弄得苏辙也哭笑不得。
绍圣三年(1096)除夕前两天的晚上,苏轼和吴复古(远游)道士坐在家里聊天,忽然感到饥饿难忍,便想到家中还有一些芋头。当时,惠州人普遍不懂芋头的吃法,吃下去之后不是肚胀,就是发瘴疾,故又有些害怕。吴复古知道后便对他说:“此非芋之罪也。芋当去皮,湿纸包煨之,火过熟,乃热啖之,则松而腻,乃能益气充饥。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坚顽少味,其发痒固宜。”按照吴复古的方法,用火来烤,结果香松无比。苏轼非常高兴,对吴复古赞不绝口,并写下了《记惠州土芋》一文。真是“饥者易为食”。
到惠州将近一年,苏轼一家的生活情况每况愈下,“衣食渐窘,重九伊迩,樽俎萧然”,已经到了“典衣作重九”,“落英亦可餐”的地步了。苏轼仿效黄州的做法,向王参军借了半亩地来种菜,自食其力。
苏轼种菜,和我们普通人种菜不尽相同。普通百姓种菜,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苏轼种菜,除了解决生计问题之外,更多的还是从文人角度出发,把轻微的体力劳动当作是怡养性情的一种方式。有一天晚上下了大雨,他想到他种的菜一定会长得很快。天刚微微亮,他便急忙跑到菜园里去看,果然所有的菜都长得十分鲜嫩。他把鲜嫩的白菜比作羔豚,想到很快就可以享受到美味的菜羹,于是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雨后行菜圃》一诗:

梦回闻雨声,喜我菜甲长。
平明江路湿,并岸飞两桨。
天公真富有,乳膏泻黄壤。
霜根一蕃滋,风叶渐俯仰。
未任筐筥载,已作杯盘想。
艰难生理窄,一味敢专飨。
小摘饭山僧,清安寄真赏。
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
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掌。
谁能视火候,小灶当自养。

苏轼在如此困难的岁月里,对生活仍充满希望,充满幻想,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他是通过劳动,获得了劳动成果而体验到人生乐趣的,所以他说:“吾与过子,终年饱菜,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撷菜》)
苏轼在惠州不仅种菜,有时也会在菜园中种些人们常常服用的补药,如人参、地黄、枸杞、甘菊和薏苡。苏轼最为赞赏的是地黄和枸杞。他在重读《抱朴子》时,对地黄的作用颇感惊讶。《抱朴子》记载了韩子用地黄来喂老马的故事:韩氏曾以地黄、甘草哺五十岁老马,结果老马连生三驹,活了一百三十岁才死。后来,白居易写《地黄》诗赞颂地黄的作用,苏轼更是深信不疑,多次在与亲友的通信中谈到它的作用,请他们代买。所以,他到惠州后也种些地黄。对于枸杞,苏轼认为它全身都是宝:嫩叶可以吃;老了,结了枸杞子也可以吃;甚至它的根也可以煲汤吃。它不仅可以当蔬菜吃,而且药用效果好,久服能令人轻身,能延年益寿。
绍圣四年(1097)二月,苏轼的白鹤峰新居落成了,他不但在新居里面和周围种上了各色各样的花木,而且还种上了茶。他种茶也不仅仅是为了能提供物质需要,更主要的是把它当作移情观赏的对象来观照。他把茶移植到白鹤峰后,正好下了一场春雨,以后又连续阴了十多天,他就想到他的茶树一定会长得很好,长得很茂盛,自己就可以津津有味地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了。

情系百姓,为民造福

苏轼贬谪岭南,无权签书公事,仕途步入绝境,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儒家的济世精神,依然情系百姓,心忧黎民。他利用与程之才的良好关系,做了很多为民请命的好事。
苏轼到惠州不久,目睹惠州缺医少药,百姓又多无钱医治,病痛难除,便施医散药,救死扶伤。当时惠州气候湿热,瘴疫流行,他告诉大家:“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但那时惠州无人做豆豉,也不产黑豆,他就写信托人从广州购进。一次就买黑豆三石,合药施舍的范围很广。后来他又开辟了药圃,据《小圃五咏》说,圃中种有安神补气的人参、明目乌发的枸杞、清热祛头风的甘菊、解毒御癣的薏苡、补肾生津的地黄等药草,苏轼以之布施给周遭百姓,特别是老人。
苏轼来到惠州,看见农民弯腰插秧,非常辛苦,便想到十四年前,贬居黄州期间,曾看见对岸武昌(今湖北鄂州)农民使用的一种先进的插秧工具——秧马。苏轼写作《秧马歌》,详细地介绍秧马的型制、操作和效用。这种秧马采用多种木料做成。用榆木、枣木做马腹,是利其润滑;用楸木、桐木做马背,是因其质轻。其型制则腹如小舟,首尾高昂,背如覆瓦,以便两髀紧夹,雀跃泥中。用蒿草将秧缚在马头,可以坐着插秧,随走随打,日行千畦,与弯着腰插秧相比,省力省时,效果良好。苏轼把这种新式农具的制作方法告诉博罗县令林抃。林抃也是个勤政爱民、关心农业生产的好官。他听后十分高兴,马上派人依照式样制作,组织农民实际操作,在试用中发现尚有缺点,就加以改进。这样,秧马很快就在惠州各地普及开来。农民插秧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他们都对这种先进的插秧工具称赞不已。
绍圣二年(1095)三月,程之才前来惠州视察。公事完毕后,他来到归善县城嘉祐寺松风亭探望表弟苏轼。过了十天,程之才要离开惠州返回驻地韶州(今韶关),苏轼追饯于博罗,并与其同游香积寺。
苏轼在陪表兄游玩香积寺时,看到香积寺下有条溪水,水势很大,可以利用,于是趁此机会建议林抃在水上建一座碓磨坊。苏轼写了《游博罗香积寺》一诗,其中有诗句提及碓磨:

三山屏拥僧舍小,一溪雷转松阴凉。
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
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
散流一啜云子白,炊裂十字琼肌香。
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浆。

林抃按照苏轼的指示,在溪上筑塘百步,立闸蓄水,引水下跌,转动两座水车,举起四根大杵,这样,水力供臼磨,堤防护良田。几个月后,香积寺下的水力碓磨建成了。附近百姓见水力碓磨可减轻劳力,有利生产,就纷纷效仿。他们不仅用它来舂米磨面,而且还将檀香、香樟等舂磨成香末,销往广州等地。岭南三大诗人(为清朝初年广东三大齐名诗人的合称,分别是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之一的屈大均写诗赞道:“七十二溪流水香,香随流水出罗阳。山中水碓家家有,香末舂成即稻粱。”
苏轼到惠州后,了解到本州驻军多缺营房,大多军士无房可居,只得散布在市井之间,租借民房居住。军士贫困不堪,酗酒赌博成风,甚至逃走做贼,搅扰地方,弄得民不安宁。苏轼深入了解各营具体情况,然后写了一封长达一千七百多字的书信给程之才,请他“与漕司商量”,修建“三百间瓦屋”,及时解决驻军缺房以致“军政堕坏”与扰民问题。此事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
绍圣二年(1095)秋,惠州粮食丰收,米价大跌。而当时官府为了减轻漕运压力,收田税要钱不要米,造成岭南钱荒,米贱伤农。农民用钱纳税要贱价卖出加倍的粮食。苏轼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写了一封九百多字的长信给程之才,说惠州农民“所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而漕府乃令五万以上折纳见钱”,“年年多纳钱,少纳米,则农民益困,岭南之大患也”。请他及时与转运使司(掌管一路的财赋、监察等的地方官员)、提举常平司(掌管一路常平义仓、坊场和农田水利等的地方官员)共同商议,准许“任从民便,纳钱纳米”,以解决当前“米贱伤农”和“岭南钱荒”两大难题。
不久,苏轼又写了一封比前信长近一倍的书信给程之才。他在信中引用了朝廷最近下的敕文,指出理应“丰则纳米,歉则纳钱,今乃反之,违条甚矣”。他建议程之才为此事“一到广州,与傅(指傅才元,时任转运使司的长官)、萧(指萧世京,时任常平使,是提举常平司的长官)面议,反复究竟,权利害”,早日妥善解决。结果,由广南东路(今广东)“三司”(指转运使司、提举常平司、提点刑狱司)联衔发出告示,准许各州农民今秋交纳田税,可以钱粮各便。这样,不但惠州农民受益不浅,而且连广南东路15个州的农民也因此得到好处。
惠州东江南面有条支流,叫西(支)江。该江流入东江的河口处,以西是惠州州城,以东是归善县城。这州、县两城,隔江相望,“有桥,多废坏”(《两桥诗·引》),百姓只得靠小船过江,十分不便,且非常艰险,“不知百年来,几人陨沙泥”(《两桥诗·东新桥》)。
苏轼到惠州不久,便开始为筹建东新桥奔走。一方面动员程之才出面筹集资金。他致书程之才说,修桥需钱“八九百千”(按:千,指千钱,即一贯),“若减省,即做不成,纵成,(也)不坚久”。今“犹少四五百千”,“于法当提(提点刑狱司)、转(转运使司)分认”。一方面集思广益,拟定切实可行的建桥方案。最后,采纳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建议,并由邓道士主持这项工程。于是在西(支)江上,用40艘船连成20舫,上铺桥板,“铁锁石碇,随水涨落,榜曰东新桥”(《两桥诗·引》)。从此两岸往来,安全便利。东新桥在绍圣三年(1096)六月建成,竣工之日,惠州百姓欢欣雀跃,扶老携幼前来庆贺:“一桥何足云,欢传广东西。父老有不识,喜笑争攀跻。”(《两桥诗·东新桥》)
在修建东新桥的同时,为了解决惠州西湖两岸的交通往来,苏轼倡议在西村与西山之间筑堤建桥。那里原有的长桥,名叫丰乐桥,但是屡建屡坏。这一次,在苏轼大力襄助与鼓励下,由栖禅院长老希固化缘筹集资金并主持其事,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白蚁不敢跻”的石盐木在堤间建桥,取名西新桥。
湖堤与西新桥亦于绍圣三年(1096)六月建成,苏轼写了《两桥诗·西新桥》一诗描述营造过程,还与百姓一同庆祝,“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两桥诗·西新桥》)。
苏轼为了修建一堤两桥,不仅劳心劳力,而且慷慨解囊。他手头拮据,无钱可捐,便将皇帝赏赐的犀带也捐赠出来。同时,他还写信给远在筠州(今江西高安)的弟弟,动员弟妇史夫人把以前进宫朝见时所得赏赐数千两黄金拿出来“助施”,终于促成了这项有益众生的壮举。后人为了纪念苏轼的功绩,将湖堤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
广州近海,城中居民饮水困难,只有少数官员和有钱有势的人才能饮用刘王山的泉水。一般老百姓只得饮用咸苦水。因此,每逢春夏间,往往疫症流行,死人不少。罗浮山道士邓守安主张将离城约十里的白云山南麓蒲涧滴水岩的泉水引入广州,使全城贫富同饮甘泉。对于这一设想,苏轼极表赞成。当时,挚友章质夫已离任,新任广州知州王敏仲是苏轼至交好友王定国的堂兄弟,曾请教苏轼如何为老百姓办实事。于是,苏轼写信建议王敏仲实施这一造福于民的引水工程。信中对工程的设计、建造、使用以及资金筹集、经营管理,都考虑得十分详尽周密,并推荐邓守安参与其事。王敏仲也是乐于为民做事的好官,接信后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实地考察,很快就开始动工。他们在岩石下凿一大石槽,把五管大竹绑在一起续水;用麻缠漆涂的办法,随地势高下安装管道,把泉水引入城中,用大石槽容纳;再用五管大竹分引,散流城中,注入小石槽,以便吸引。管道建成后,派军士、工匠数人专门修护,抽换竹管。
后来苏轼又考虑到路远日久,必定会出现堵塞,为了便于寻查发现,他又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教王敏仲在每根竹管上钻了一个绿豆大的小孔,用小竹针插塞,抽出小竹针即可查验每根竹管的通塞情况,以便抽换。
大胆的设想,科学的方法,严密的管理,他们终于完成了这项巨大的工程,这在当时的确是一项不凡的创举。
此后,王敏仲经常向苏轼请教便民之策。苏轼考虑到广州是个商旅集聚之地,一旦疫病发生,极易蔓延流行,便写信给王敏仲,建议筹集资金,创办一所病院,就像当年他在杭州任上所建的病坊一样,来解决百姓治病的困难。
苏轼之所以千百年来为人民爱戴传颂,主要在于他以民为本,济世安民,普济众生,关注百姓命运,为百姓做了大量实事。
苏轼贬寓惠州,是苏轼全部人生历程中一个十分光辉的组成部分,它永远留存在惠州历史上,永不磨灭。

创作诗文,传扬文化

苏轼钟情惠州山水,在惠州的三年里,他游览了罗浮山、白水山、汤泉及西湖中诸多胜景,寄情于惠州的山山水水,流连于鹅城的清风明月,先后写下了二百多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描绘惠州美丽的山水风光,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
下面介绍苏轼在惠州所作的部分诗词作品。

《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绍圣三年(1096)四月,苏轼食太守东堂将军树荔枝(将军树乃陈尧佐知惠州时所植),作《惠州一绝》诗,此题下原有两首,这里选的是第二首。岭南两广一带在宋时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迁客逐臣到这里,往往颇多哀怨嗟叹之辞,而苏轼则不然,他在这首七绝中表示愿长作岭南人,表现出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表达了他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

《游博罗香积寺》

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
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泫露酣娇黄。
汪汪春泥已没膝,剡剡秋谷初分秧。
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
三山屏拥僧舍小,一溪雷转松阴凉。
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
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
散流一啜云子白,炊裂十字琼肌香。
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浆。
诗成捧腹便绝倒,书生说食真膏肓。

本诗首六句叙麦禾之美,“谁言”六句因见麦禾溪水而谋及臼磨,末八句艳说饱食麦禾之味。苏轼远谪潮、惠,见溪水可作碓利民,便殷勤督邑令兴建碓磨坊,由此可知贤者利民之心。

《江月五首(其一)》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
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
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寒。
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残。

尤侗评论说:由三诗文(作者注:指苏轼《江月诗》、《夜游承天寺》、《赤壁赋》)观之,则月白风清,良夜之乐,为此老独得久矣。
苏轼贬谪惠州期间,共创作作品587首(篇、幅),包括诗124题187首、词18题18首、各类杂文111题129篇、书信(与51人通信)233篇、书画20幅。这些作品深刻地体现了他晚年的政治观点、思想品质和人生态度。苏轼在惠州生活工作了两年又七个月(940天),积累下如此浩瀚的艺术作品,其中很多佳作精品已经永垂于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而不朽,是惠州人民永远引以为傲之杰作。
苏轼以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他在惠州传播文明,推广教育,影响到后来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纷纷聚惠,大办书院,传扬文化,使惠州人才辈出。诚如清代著名诗人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修筑新居,终老惠州

苏轼自幼就有济国救民的抱负,他不甘心长期留在岭南贬所,但要施展自己的才华,就必须回到中原去。绍圣二年(1095)秋,朝廷大赦罪臣,唯独不赦免元祐臣僚,苏轼闻讯遂绝北归之望。加上对苏轼庇护有加的程之才被朝廷召还,苏轼面临被逐出当时居住的合江楼的窘境,他不得不未雨绸缪,为自己准备后路。
他在给程之才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与程正辅七十五首之十三》)
“兄去此后,恐寓行衙亦非久安之计,意欲结茅水东山上,但未有佳处,当徐择尔。”(《与程正辅七十五首之十七》)
“北徙已绝望,作久计矣。……开岁忽将一月,瞻奉无时,临书惘惘。兄北归,别得近耗否?……”(《与程正辅七十五首之二十》)
从这三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贬惠后,一直是希望能返回中原的,直到确信不能回去了,才下定决心修筑自己的新居。
苏轼想到,流寓惠州后,一无所有,连一块立锥之地也没有。初来之时,幸得詹太守关照,在合江楼住了几天。尔后,就搬到阴暗潮湿、环境十分艰苦的嘉祐寺去了。程之才巡按惠州后,得程的帮助,再次迁入合江楼。但合江楼乃三司行衙,一般人是不能久住的,何况苏轼是个贬官!而且,程之才不久就被朝廷召还了,合江楼肯定是住不下去了。因此,要想改善居住条件,就必须自己建房。
苏轼还想到,长子苏迈正在活动指派粤中的差遣,假如事情成功了,儿孙一齐来,合江楼肯定住不下;回到嘉祐寺去,那里的条件又十分差,怎能让自己的儿孙住在那牢房般的地方呢?没有自己的房屋,哪还像一个家?
经过再三考虑,苏轼下决心在惠州建房,在惠州落籍,做惠人了。于是,苏轼便托人寻找建房子的地方。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绍圣三年(1096)二月找到了归善县城东的白鹤峰上的一块数亩大的空地。这块地面临东江,景色十分美丽。苏轼十分喜欢,称此地是“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海山浮动而出没,仙圣飞腾而往来。古有斋宫,号称福地。……古邑为邻,绕牙樯而南峙。送归帆于天末,挂落月于床头”(《白鹤新居上梁文》)。
苏轼按照白鹤峰的地形进行规划设计,打算按两进的格局来建房。前面一进小屋三间,作为门房,中间隔着一个庭院。第二进为堂三间,有客厅“德有邻堂”、书房“思无邪斋”,左侧建造居室、厨房及厕所,屋的四周用廊庑连接起来,共计有20间房室。并打算在房屋四周、庭院及上山道旁都种上花木。
建筑图样粗定之后,苏轼马上托人到河源请木匠师傅王皋来,叫他计算斫木陶瓦的数量。还派苏过到河源去,亲访县令冯祖仁,请他帮助购买木材。六、七月间,苏过在河源忙了一个多月,才把木材购置完毕,然后顺东江而下,运至惠州。
就在苏过到河源采购木料期间,苏轼长子苏迈已经得授广东韶州的仁化县令,即将掣家南来。尔后,苏轼派苏过到江西虔州去迎接。这时,苏轼喜忧参半。喜的是,分别三年的骨肉终于可以团聚了,他在给王敏仲的信中说:“老幼复得相见,又一幸事也。”(《答王敏仲十八首之七》)忧的是,苏轼自踏上赴粤的路途之后,经济一直困难,而现在又将增加好些黄口,开支恐怕会更加繁重。他在给王敏仲的信中也曾经谈到这个问题:“某虑患不周,向者竭囊起一小宅子。今者起揭,并无一物,狼狈前去,唯待折支变卖得二百余千,不知已请得未?……”(《答王敏仲十八首之八》)苏轼家无积蓄,耗费已尽,只得动脑筋想到他那宁远军节度副使的俸禄了,欲将朝廷发给的折支券请领实物,然后变卖。但是,贬官俸禄本来就不多,再经过衙门克扣,市场折价,所得到的钱就更少了。更为可悲的是,苏轼申请了一年多,仍拿不到手,故只得写信托广州太守王敏仲帮忙了。
造屋的工程进展还算顺利,将近春节的时候,已经接近完工。由于新居是建筑在白鹤峰上,山上没有水源,饮水须到东江边去汲取,很不方便。苏轼在新居即将建成之际,到西邻翟秀才家去了解此地生活的情况,顺便告诉他自己准备在山顶上凿一口井,并约西邻两家共用这口井。他在《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诗中写道:“瓮间毕卓防偷酒,壁后匡衡不点灯。待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暑一壶冰。”苏轼作为那个时代的名人,能如此善待邻里,品行确实高尚。
然而,在山顶上凿井可不容易,据苏轼诗文记载,在白鹤峰上挖了40尺深的时候,遇到了坚硬的磐石,把磐石凿通之后,才挖出泉水来。当他看见泉水从井底涌出来,禁不住写诗志庆:“今朝僮仆喜,黄土复可抟。晨瓶得雪乳,暮瓮停冰湍。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一勺亦天赐,曲肱有余欢”(《白鹤山新居,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尽,乃得泉》)。
新居建成了,还必须在庭院和居所旁种植些花木。于是,他又写信给程全父(天侔):“白鹤新居成,当从天侔求数色果木,太大则难活,太小则老人不能待,当酌中者。又须土砧稍大不伤根者为佳。……柑、橘、柚、荔枝、杨梅、枇杷、松、柏、含笑、杞子,谩写此数品,不必皆有,仍告书记其东西。”(《与程全父十二首之七》)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知识面是很广的,他深谙树木移植之法,除了不伤根者外,还必须依照其原方向移植,使其阴晴向背不变,易于成活。
到了次年二月,苏轼的新居终于落成了。从白鹤峰山脚下拾级而上,大门旁种有两株柑橘,此时花正开,刹是好看。穿过前庑三间平房,便是一个大院落,只见花木交错,清香扑鼻。再往上沿石级而上,便是正厅“德有邻堂”。
新居落成后,迎来了两件好事:
一是循州太守周文之罢任特地来惠州看望苏轼。周文之到惠州后又找到了惠州太守方子容,两人同诣新居祝贺。两位太守踏入新居,就被其宽阔和高敞吸引住了。参观之后,方太守禁不住作诗赞美:“遥瞻广厦惊凡目,自是中台运巧心。”周太守还特地为苏轼在惠州住了半个月。
二是闰二月初,苏迈和苏过挈两房家小到了惠州。苏迈的大儿子箪(楚老)已是二十岁的大青年了,次子符(仲虎)也已十七八岁了。白鹤峰上,笑声盈室,热闹非凡。正如苏轼在《和陶时运四首》诗中写的:“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此时患难虽然未尽,但家人得以团聚,多么不容易啊!当苏轼听说苏迈要来的消息后就一直渴望着的“明年更有味,怀抱带诸孙”(《新年五首》)的场景,现在终于实现了。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苏迈本已授仁化令,仁化辖属韶州,而韶州与惠州为邻郡。按当时朝廷的新规定,贬官的亲属不得在责地的邻邑做官,故苏迈尚未到任便被罢去了。这样一来,苏轼一家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苏轼在致王敏仲的信中坦诚地说:“自幼累到后,诸孙病患,纷纷少暇,不若向时之阒然也。小儿授仁化,又碍新制不得赴,盖惠、韶亦邻州也。食口猥多,不知所为计……”(《答王敏仲十八首之六》)但是,不管经济如何困难,看到眼前这个家,子孙汇集在一起,苏轼这位孤独老人的心就感到十分安慰,感到这是一种人生难得的天伦之乐。
再说,这新居从上年三月买地算起,到当年二月迁入,足足费时一年。这一年间,苏过曾到河源购木料、请工人,而苏轼自己每天都要上山监工,历尽艰辛,才有了自己的家。苏轼感慨万千,禁不住老泪纵横,在三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写下了《三月二十九日二首》,这是他在惠州的最后两首诗:
其一:

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
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隐几坐烧香。

其二:

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
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敧枕卧看山。

经过劫难的苏轼,把人生和社会都看透了,诗中表达出的,唯有恬静,与世无争。能住上自己建造的房子,平时,他可以到邻居翟逢亨秀才家去聊聊天,到林行婆家去沽酒喝,到白鹤峰下的东江边去钓鱼,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正如他在《答毛泽民七首之五》中说的那样:“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
在惠州时,苏轼曾写过一首《纵笔》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诗句描写了自己在春风中酣睡的情景,描画出诗人风神萧散,怡然自得的形象。这首诗传到京师,章惇笑道:“苏子瞻竟然如此快活!”恼恨不已,竟将苏轼贬到更远的海南儋州。
苏轼在这倾囊建造的新居中才住了两个多月,一道诏令,又匆匆地把他贬往天涯海角的儋州。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白鹤峰居所。
绍圣四年(1097)四月,时任惠州知州方子容怀着沉重的心情前来传达朝廷的诰命,责授苏轼琼州别驾,昌化军(治所在今海南儋县)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四月十九日,苏轼离开度过九百四十多个日夜的惠州,前往海南昌化(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