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王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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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七年(1084),苏轼自黄州团练副使量移汝州团练副使。
从长江沿岸的黄州向中原汝州进发,要途经许多名胜之处,苏轼携家小一路前行,一路观赏。庐山、石钟山的钟灵毓秀,已非文字可以描述,苏轼如同刚飞出囚笼的鸟儿,被眼前美景吸引,处处流连。
再沿江而上,便是江宁。江宁住着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王安石。自熙宁九年(1076)罢相之后,王安石便一直居住在江宁的半山园,很久不问世事了。虽说王安石如今已不是宰相,门生故吏却遍及朝野,更不用说还有神宗皇帝的时时挂念。
苏轼想前去探望退隐江宁的王安石,却有些踌躇。
苏轼自诩是个磊落之人,本不该如此举棋不定。但天下人谁不把他苏轼当成是旧党中人?旧党与新党相互敌视,党争频繁似乎永无止境。不要说多年来他与王安石政见相左,便是他苏轼遭此贬谪大难,也是拜新党中人所赐。

2

苏轼还记得父亲说过与王安石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大约是嘉祐年间,苏洵在欧阳修府上见到王安石。满座人高谈阔论,唯独座中有一个人不言不语,低眉垂首,头发胡须都乱成一团。
苏洵有些好奇此人是谁,等此人一离开,便问欧阳修:“不知刚才那个囚首丧面的人是谁?”
欧阳修吃惊地说:“他就是名满天下的王安石啊!你竟然不认识他?”
苏洵摇摇头说:“依我看来,此人不近人情,将来必乱天下。他若当朝得志,就算是圣明的君主,也会被他欺骗迷惑。不知欧阳公为何与他来往?”
苏洵父子三人曾得到朝廷大员张方平举荐,与张方平关系十分亲近;张方平对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极为抵触,苏洵也是如此。一言以蔽之,两人的政治观点分歧较多:在治国之道上,王安石强调改革变法,而苏洵重视整顿吏治;在经济上,王安石认为治财之道在开源,而苏洵却在《上皇帝书》中说应当以节俭为本。
父亲苏洵的激烈态度自然也影响了苏轼与王安石的交往。苏轼还记得,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曾写过一篇制词给自己,满是器重,认为自己日后一定堪当大任。而自从父亲苏洵与王安石的矛盾激化之后,王安石与苏轼便再无多少交往。

3

治平三年(1066),苏洵卒于汴京,苏轼、苏辙兄弟扶灵返故乡丁忧三年。等到丁忧期满,两人于熙宁二年(1069)重新回到汴京城时,面对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时局:宋英宗病逝,神宗继位后认同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对王安石格外信任。而当年对苏轼兄弟格外器重的老臣们(富弼、韩琦、欧阳修、张方平……)都已退出政治舞台。
王安石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志向,一上台便推行变法,手段异常激烈,因此很快引发了朝堂众臣的分裂,本是同朝为官的臣子,却彼此相互视为仇寇,最终陷入难以调和的境地。范镇向神宗举荐苏轼作谏官,不料新党的谢景温弹劾苏轼,说苏轼趁父亲亡故回蜀丁忧之际,在舟中装载货物、贩卖私盐。
此番弹劾虽不了了之,但苏轼有些心灰意冷。熙宁四年(1071),苏轼自请外任,任杭州通判,与新党之间的矛盾似乎暂告一段落。
杭州任上,苏轼几乎闭口不提王安石与变法,偶尔有零星牢骚,都写入诗中。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苏轼还记得在浙江看见的那个田家妇人,在雨灾与新政的夹击之下无以为生。为了缴纳官府的税钱,贫穷的农人们只得卖牛、拆房换钱。新政出现这样的流弊,怎不令人扼腕痛惜?
也是在杭州通判任上,苏轼听到了王安石罢相的消息。
王安石的变法新政历经坎坷。自熙宁三年到熙宁九年,六年时间中,不光旧党时有抨击,便是连新党内部也矛盾连连,互相倾轧。
熙宁七年(1074)春,天下大旱,饥民们流离失所。一些大臣指责王安石变法导致了这一恶果,更有人绘制了流民旱灾困苦图,呈交神宗皇帝,力谏罢免王安石。后宫中的太皇太后曹氏与太后高氏向神宗哭诉,说是王安石乱了天下。种种压力之下,神宗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这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当苏轼察觉新法并非一无是处时,是在密州知州任上。苏轼将新法中的免役法转变成“给田募役法”,收取役钱之后,不直接以役钱来雇人服役,而是将役钱用来买田,然后用田产来募役。这种举措带来了很好的效果,在给神宗皇帝上书的《论给田募役状》中,苏轼提到了变通性改革带来的实际好处。
熙宁八年(1075),吕惠卿在陈州上书,揭发王安石在给他的私人信件中有“无使上知”之类的言辞。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九年第二次罢相。
消息传来,苏轼很是吃惊。那时他还不知王安石罢相后,当权的新党中人会将自己弹劾入狱,继而贬往黄州。
想到这里,苏轼有些激动。他知道,几年前他下狱,故交好友全力营救、上书请赦自不必说,王安石、王安礼兄弟亦先后向神宗上书,保自己性命。王安礼上书说:“自古大度之君,都不会以言罪人,若对苏轼处以极刑,后世人一定会说陛下不能容才。”王安石虽然已经罢相,却依旧是神宗看重的人,他的一句“哪里有盛世杀文士的道理”,为苏轼平安落地又增加不少砝码。
四下无人时,苏轼偶尔会沉思前事:我少年时,确实过于妄论利害,谗说得失,对变法只是一味指责,有很多需要检讨之处。王安石力行变法,本意是想富国强民,并没有什么错,只是急功近利,才造成了种种不妥。

4

元丰七年(1084)七月,苏轼乘舟到了江宁。
江水缓缓流过,苏轼站在船头,看见盛夏的江南绿意盎然,映得江水一片碧绿。
“上一次见王公,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苏轼心想。他记忆中的王安石,还是当年那个不苟言笑的宰相。
离岸越来越近,还能嗅到岸边香樟树隐隐传来的香气。岸边有位老者骑驴缓行,苏轼仔细一看,这位老者就是王安石。
两人对望,彼此胸中涌起万语千言。早年那个锋芒毕露的才子苏轼,如今已是长期谪居的中年人,而当年朝堂之上风光无两的王安石,历经亲信背叛、独子早逝,也已退闲金陵多年。
王安石下驴刚站定,苏轼便上前几步作揖,说道:“苏轼今日前来拜见王公,却穿着便装,多有失礼。”
王安石见苏轼一身粗衫布衣,看起来与江宁百姓无异,于是朗声大笑,握住苏轼的手:“尘世间这些繁文缛节,岂是为你我这样的人而设?子瞻,从我见你第一面起,就觉得你是天下不可多得的人才。直到现在,我依旧这么想。多少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年过花甲,而你,也是两鬓斑白了。”
苏轼赶忙道:“苏轼当年入台狱,几乎有杀身之祸。感念王公不念旧恶,为我仗义执言。”
王安石摇头道:“我与你之间的恩怨只关乎国家与社稷大事,却从来不是为了蝇营狗苟的私利,我们之间并无私怨。我从来都这么认为,料想子瞻你也是如此吧。”
在江宁王安石的半山园,苏轼住了一个多月,与王安石朝夕相处,或登山赏景,或谈诗作赋。苏轼看见的,是一个超脱政治之外、友善平和的王安石。昔日朝堂上那个雷厉风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宰相王安石已经不见了。在充斥着党争的岁月蹉跎中,王安石变成了现在这个荒野中骑驴独行的老人,带着满面病容。
筵席中,王安石与苏轼谈论过往,都不胜唏嘘。苏轼心中有万千感慨,抬头却看见王安石只吃眼前一盘苦笋,不由想起当年自己在汴京时,馆阁中人说王公不在意吃穿,聚餐时向来只吃眼前的一盘菜;又说王公从来不挂念小事,连洗澡都要旁人再三相劝,以至于经常满面尘垢,看起来像是得了重病。想起这些传言,苏轼不由莞尔。
“子瞻,依你看,江宁好不好?”王安石素来不拘小节。
“江宁自然好,倚枕六朝烟雨,历来是富贵之地。”
王安石笑:“确实如此,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景色何其壮美。子瞻,你不如在江宁买田置宅,与老夫为邻。”
“之前我从未有幸随王公游学,我恨不得十年之前就在江宁买田,能得陪王公老于钟山之下。”说这些话的时候,苏轼并非虚与委蛇。
一个多月后,苏轼离开江宁。他已经有许多年不曾像现在这么轻松快乐了。这次来江宁见王安石,既是为了私交,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和解。
苏轼离开时,王安石骑驴相送。望着远去的船,王安石叹息一声,说道:“像苏子瞻这样的人物,不知以后几百年才能再出一个。”
政治上的对立只是一时之争,而对彼此道德及人格的评价才称得上永恒。“我很久以前就想在您门下游学,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而今相处甚久,您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真乃我平生一大幸事。”苏轼后来写信作诗给王安石,这样诚恳地说。

5

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于江宁去世,终年六十六岁。
消息传到汴京,苏轼在案前坐了许久。一年多来,他时常感慨命运之手翻云覆雨。他没有听从王安石的劝告,在江宁买田置产,而是上书神宗皇帝,乞求在常州定居。得到神宗皇帝应允,苏轼很是高兴,掏出全部积蓄,在常州购置了一处房产。
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正值壮年的神宗皇帝驾崩,哲宗继位。哲宗当时还不到十岁,无力料理国家大事,由祖母高太后垂帘执政。高太后重新启用已赋闲多年的司马光担任宰相,主持国事大计。司马光废除新法,贬斥一众新党人物,重新召回贬谪在外的旧党人士。
已准备在常州养老的苏轼没料到,自己会在短时间内一步步擢升:
元丰八年(1085)五月六日,被任命为朝奉郎,知登州;
九月十八日,任命为礼部郎中; 十二月十八日,任命为起居舍人;
元祐元年(1086)三月十四日,免试任命为中书舍人;
九月十二日,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
从一名小小贬官到翰林学士,苏轼只用了十六个月。
“王公啊王公,人生真可咍(hāi,讥笑)。”苏轼写诗遥寄王安石: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
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
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乌衣巷口烟草萋迷,江宁岸边送苏轼归去的老者也已逝去。斯人已殁,但苏轼与他惺惺相惜的情感并没有随之而终结。
没有终结的,还有党争。